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陈亮词论：“辛派词”的理论代言

对于陈亮的哲学、政治学思想历来研究颇多,对陈亮词很少有研究,而对陈亮词论的专门研究至今未见一篇.本文搜寻了陈亮的词学主张,归纳为抑诗扬词、以近拍词创见于后来、述经济之怀和吐劲气、浇磊块四方面,认为这四方面可以看作辛派词的理论宣言.     

论中国新诗太阳意象的时代性

在中国古诗词中,优美的月亮意象众多,而为数相对较少的太阳意象则多被弱化,其缘由在于多数中国人阴柔的个性、中国静态型的文化、中国社会结构 2 000年的超稳定。从“五四”始,阳刚的太阳意象取代月亮意象。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西方文化取得优势,许多中国人被迫由静转向动,以西学向静的文化传统发起猛攻,郭沫若等人的太阳诗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解放后,太阳意象泛滥一时,但因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些诗作属于一种太阳崇拜。直至改革开放后,太阳意象才恢复了应有的内在意蕴。     

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

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理念崛起于元末 ,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 ,为铁雅派的发展和古乐府运动的演进以及元末文学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艺术门类间的关系看艺术的底线

文章认为,各艺术门类的相通之处正是艺术的底线所在。通过对文学、音乐和美术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作者从生命体验、诗意、乐感三个维度上界定了艺术的底线,并将此看成为对后现代美学取消主义的反驳。在艺术门类、东西方艺术、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文强调的是共同点。     

古诗词英译中的创造性

由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汉英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以及诗歌的特殊形式,在翻译古诗词时,在很多情况下,应发挥创造性———应根据诗歌意境、作者意图,或解释大意,或表达寓意,或转换辞格,或改变搭配词语等等。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     

唐诗中梧桐意象的情感意义

唐诗中梧桐意象的情感内涵十分丰富。在思乡怀远诗中,梧桐充满了浓郁的乡情;在怀友送别诗与酬唱诗中,梧桐洋溢着深厚的友情;在爱情诗与怨诗中,梧桐又蕴含着浓浓的爱情。     

南社“旧头领”金天羽山水诗论略

金天羽是“诗界革命”的殿军，“南社”的“无冕之王”。其天性好游，游览祖国山水十之八九，创作出才气踔厉、纵横恣肆的山水佳作。其山水诗诸体兼备，古体成就尤为突出；与魏源的山水诗前后呼应，在近代山水诗别创风貌。     

孟子诗歌鉴赏述评

孟子是战国中期一个诗歌鉴赏的实践者和诗歌鉴赏理论的提出者。他的诗歌鉴赏是通过引诗和问答两种途径来完成的，具有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己见和他说相结合、诗义和实际相结合三方面的特点。孟孚的诗歌鉴赏为中国古代诗歌鉴赏的逐步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