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现代工业化实践中仿效"苏联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特征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尽管这种探索有失误和教训,但总的说来见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个人合作建房的法律分析

个人合作建房是普通公民面对高不可攀的商品房市场的一种本能抵制和自我拯救,但需要在法律上确定个人合作建房的组织形式和个人合作建房过程中的资金筹措、建设模式、项目性质和权益分配等问题的正当性和可行性,确保公民能够通过有法律保障的个人合作建房制度来实现拥有理想住房的愿望。     

建立高等教育人才评价模式的有效性探讨

在我国高校教学改革已全方位展开的今天,人才评价模式的改革严重滞后并制约着高校的教学改革。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定量轻定性、重主体轻客体等弊端,因此,必须通过转变教师的授课观、学生的学习观、学校的考核观等方式转变教育观念,提高高等教育人才评价模式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通过评价内容多元化、评价方式全面化、评价标准分层化等措施,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保障人才评价模式的有效性。     

国际法观念与近代中国法律改制

清朝统治者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史实使国人尝到了对己“不平等”的苦头,于是,传统的以“刑”为轴线的法体制、法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型。由此现之,虽然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地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     

论信托公示--兼评我国《信托法》第10条

信托财产权的绝对性和独立性要求信托财产权的变动必须实行公示原则,以维护交易安全;信托行为的复合性决定了信托公示方式的二重性,信托财产的复合性又决定了信托公示方法的复杂性,不同的信托财产,必须采取不同的公示方式;为了兼顾“动”的安全与“静”的安全双重法律价值目标的实现,信托公示的效力应采对抗要件主义。我国《信托法》第10条的规定与上述原理相背,应当加以修改。     

1927-1937年上海童工的收入与消费研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剧烈变革时期,亟需大量廉价工商业劳动力,一些家庭经济窘迫的儿童沦为童工,从事体力劳动以换取微薄的工资来赡养家庭。童工消费从属于其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以满足温饱为目标的食品等领域,教育和娱乐等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所占份额较少,但反映出童工日常消费中的现代取向。上海大量童工的存在以及他们的收入与消费都和这一时期上海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服务支持作用研究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选取我国2000-2012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引入融资依赖度和资产有形性指标,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对制造业不同行业产值和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行业产出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文章最后对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转型中的正当防卫界限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在犯罪论体系中逻辑错位、在司法实践中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凸显。其诸多弊端的根源在于漠视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的实践。重构现行正当防卫界限,从法益衡量说走向社会相当性说,从正面要件界定走向负面清单甄选,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防卫善治。     

转型期的日本教师培养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师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课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 对教师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病理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动摇了社会对教师和教师教育的信任。在此背景 下,提高教师专业性,恢复民众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成为日本教师培养改革的基本目标。为达此目标而进行 的教师培养改革呈现出“注重实践”、“强调合作”和“追求高度化”三个特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教师教育 改革的基本方向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社会转型期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

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转型过程中刑事政策的调整,从结构上来说,主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根据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社会转型后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应当着重体现:高度关注人权保障、"轻轻重重"两极化、强调犯罪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