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礼学”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礼学思想经过了祭礼、礼学、礼治和礼仪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合理因子至今仍对社会产生影响。其“不学礼,无以立”的培养伦理本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培养目标,“人是礼仪的存在”的生活化培养途径,“克己复礼”的内外双行为培养准线,对现今以就业为导向、过度注重技术训练、忽视人文素质培养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具现实意义。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培育

枢纽型社会组织对民间公益组织有着重要的培育功能,其对民间公益组织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能力的提升、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各类资源的整合意义重大。枢纽型社会组织自身的去行政化和法人化是实现其培育功能的前提。在此前提下,需在制度层面引导建立培育资金的支持体系、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更加关注培育效果,更加关注民间公益组织的个体化需求。     

先秦儒家“德知一体”的涵养功夫及其发展道脉

中国古代涵养功夫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秦儒学率先提出尽心知性、德知双修,虚壹而静、内修外用的思想。此后,从周敦颐主张的主静立诚、自尽心性,到程朱倡导的敬明人理、进学致知;从陆九渊强调的涵泳胜心、超然无累,到王阳明阐发的致其良知、心外无学;再从王充、张载提出的留精澄意、必开心意,到王廷相、王夫之论证的虚以生明、思而穷隐等,先秦儒家德知并重之涵养功夫,虽几经变迁、多有发挥,然其发展道脉总是一以贯之,并无大改。其间所蕴含的辩证性与实践性内容不断追加,其所弘扬的圣贤气象之人格与致一用敬之学品,均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并逐步接近现代思维水平。     

多元冲击下台湾特殊教育师资培育问题与对策

为探讨多元冲击下台湾特殊教育师资培育之问题与相关的因应对策,以研究者自编之"多元冲击下特殊教育师资培育问题与因应做法之问卷",对台湾所有特殊教育学系之在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含对于当前师资培育多元冲击的看法、就读特殊教育学系的学习感受、特殊教育学系的课程因应、特殊教育学系发展、未来就业感受、未来就业因应与做法、政策建议、面对现况之感受等。另外,对台湾所有特殊教育系15位教授进行访谈,并就访谈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得出访谈发现。根据研究结果,对培育特殊教育师资、解决现况问题、未来因应策略、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提出建议,以作为未来培育特殊教育师资及研究的参考。     

公民道德水准量化研究

公民道德水准的量化研究有多种方法和途径,利用道德指数来对公民的道德水准进行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公民道德指数是在综合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数据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的公民道德水准进行量化分析的指标。该研究对提升我国公民道德水准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秦弃礼义”考辨

秦汉间多言＂秦弃礼义＂,实以周礼传统审视秦礼。其实秦有仪法,且其多杂戎狄传统,兼采六国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周秦礼制因时势而演化,周以礼作为治国精神,秦视礼为行政手段,二者秉持不同,自然形制迥异。     

儒家道德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启示

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追逐,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令人堪忧。儒家道德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宝贵的精神资源。从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入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这不仅对培养人民群众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良好健康的引导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与每个国民的切实利益息息相关。     

基于“微课”发展视阈的高校德育创新论

互联网的出现推动着一场新的教育革命。“微课”是在国内继博客、微博、微信等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崭露头角的又一新生事物,势必会推动着高等教育教学方式的再次变革。本文基于“微课”发展视阈积极探索高校德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并对信息时代德育教学创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的价值分析

认知、评价我国初具规模的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之价值是有效推进土地整理监管活动并完善相关立法的必要前提。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作为一种法现象所蕴含的具体目的为其目的性价值,所蕴含的具体道德性观念与标准为其道德性价值。对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目的性价值的认知应体现于载体目的、作用对象目的和践行领域目的3个方面;对其道德性价值的评价应体现于目标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手段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和保障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3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