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村落旅游差异化经营策略探析

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渐具规模的同时,也带来文化资源利用低效,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等诸多问题.因此,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应避免古村落高度集中带来的竞争压力,重视差异化开发策略.首先,要认识到游客规模扩大、交通条件改善、游客要求提高,为徽州古村落旅游差异化经营提供了契机;其次,对旅游资源在自然风貌、文化遗存、民俗民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徽州古村落旅游差异化开发提供条件;最后,应注重统筹安排,深度挖掘文化资源,积极促进合作,建立旅游资源集群化优势,提升古村落旅游品牌价值,加速推进徽州地区旅游产业发展.     

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之间联系紧密 ,难以分隔 ,但农民问题则是三者中的本质性问题。造成农民增收的限制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相对剩余对增产增收的影响 ,所殃及的企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结构调整又受限于土地规模和土地用途的管制等。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有三 :一是靠农民用技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经济规模 ;二是政府加快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 ;三是需要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8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人口流动数据资料,将其分为推力拉力不足类型、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类型、文化风俗影响类型、开发程度制约类型、开放程度推动类型、跨境收入拉动类型6种,对其人口流动的特征、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     

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直接动力。目前农村民主政治管理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乡镇政权对上负责充分体现,对下负责明显不足;乡镇政权财政上基本依赖乡村经济组织,却在政府行为上不对其负责;乡镇政府对人大负责难以落实;乡镇对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村民自治有所削弱;乡镇政权权力小责任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真正落实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山区管理学若干问题研究

阐述了山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特点;设计了山区管理学研究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内容;提出了山区管理学分支学科体系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指出了山区管理学研究的意义。     

北京山区生态农业的功能定位、模式与评价指标体系

北京山区生态农业包括三项基本功能,这就是水资源与环境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北京山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生态农业模式:一种是农户生态园式的生态农业模式;另一种是产业化经营式的生态农业模式。北京山区生态农业的评价应从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系统效益三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通过系统评价,择优选择系统结构合理、系统功能较强、系统效益良好的生态农业模式。     

湘南山区“边缘村庄”搬迁政策研究

湘南山区＂边缘村庄＂数量多、人口多,工作量大,任务紧迫,但缺失统一的规范性文件来指导搬迁工作。现今的搬迁现状令人堪忧,制定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搬迁政策迫在眉睫。未来政策应考虑目前的现状、农户困难,体现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统一规划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分类搬迁与标准统一原则、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具体包含国土、林业、民政、教育、医疗、电力等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另外,工作人员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纠纷协调和权益救济渠道是搬迁工作的法律保障利器。     

哲学思维与自然信念之间的张力——王阳明“山中观花问答”新论

心物关系问题在阳明哲学中至关重要,解答该问题的经典案例是＂山中观花问答＂。该问答的＂问＂,问出了哲学思维和自然信念之间的张力;该问答的＂答＂,答出了心物＂同寂同感＂、＂一气流通＂、＂同有同无＂的意向性结构特征。意向性结构是理解＂心外无物＂之哲学命题与＂有物与心无关＂之自然信念并使二者达成和解的关键。     

洛川会议军事分歧探析

现有的相关资料显示,洛川会议在军事方面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周恩来、朱德等主张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和林彪主张的“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或者说就是“运动战”)。分歧的焦点和原因在于如何理解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正确的。     

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路向分析——一种宏观视角的审视与判断

乡村治理不但需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学科介入,更需要有“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乡村之所以需要进行治理,一是源于浅表层面乡村的撕裂与破坏,二是源于深层的乡村风俗文化的改变。即,乡村社会功能的变迁与调整是乡村治理的最根本原因,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原因则属表层因素,乡村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在城乡互动中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位、整合。乡村治理需要厘清“乡村”治理与城市涉农社区的“社区”治理之别,针对聚集型乡村和离散型乡村的差异性有治理侧重,否则容易陷入乡村政绩建设而不是乡村社会功能建设的陷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开始:由党建“引领”向“党组织领导”转变、由“三治融合”向“一元多方”转变。这种转变既利于聚集型乡村的城市化推进,也利于离散型乡村的防衰治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乡村展现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