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问题研究——以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为例

本研究聚焦渐趋普遍的“老漂族”群体异地养老现象,关注其精神健康。以福利多元和精神赡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广州市三个老年流动人口较集中地区的“老漂族”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政府、家庭、社区、市场等主体的服务供给对“老漂族”异地养老精神需求产生的影响,剖析“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需求和供给现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目前的养老福利托底政策和市场补充供给的不足给“老漂族”带来异地养老尤其是精神赡养上一定的困难,建议更多地发挥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倡养老资源供给模式应将物质服务和精神扶助结合起来,实现养老渠道多样化、社会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共同支撑起能够惠及“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养老服务体系。     

武陵山区的优势、 劣势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通过分析武陵山区资源的优势、劣势,进一步探讨武陵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及如何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优势, 转化劣势,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势。     

农民工公共服务歧视性供给现象探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城市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多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其主要根源是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普遍标准解决农民工问题,就需要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政府将致力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社会管理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治理转变,以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应着力推动政府转型,开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局面;探索建立层级简明、职能清晰、运行高效的城市管理服务最基层组织运行新体制;创新建设民主自治特点鲜明的新社区等方面破题,最终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结构新体制。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时空比较研究

利用文献资料法、AHP法、综合评价法、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2001年和2007年土地集约度进行评价,通过时空比较分析提出相关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明显提高,但地区水平差异慢慢拉大。建议中部城市在土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后进优势＂,尽量避免＂先进劣势＂。     

清代民国时期移民山区的"招夫养夫"婚俗试探

清代民国时期,"招夫养夫"这一独特婚俗在全国有7省21县的流行范围,其中以陕鄂交界的秦巴山区最为普遍."招夫养夫"婚俗区在地理分布上与移民区相重叠,证明移民运动是导致婚姻突变的重要因素.移民引起文化情景多元化和传统道德约束松弛,使得这种倒退了的婚姻形式能够为社会所容忍.移民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移民山区易于发生的地方病及移民山区的闭塞环境,客观上又为其提供了土壤和保护.     

基于DEA模型的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EA方法中的C2R模型对我国34个典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石油和冶金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而煤炭和森工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低。我国很多资源型城市规模较小,没有能够真正发挥出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作用。资源型城市要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实施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适度扩大城市规模。     

中心城市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研究——兼论广州市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是提升市民素质和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途径。中心城市拥有丰富的社区教育资源,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地开发、利用,整合与优化,以促进社区教育的发展,本文结合广州社区教育发展进行总结分析,进而提出了中心城市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的一系列途径。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探析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造成目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原因,又与农民工家庭自身有关,因此其相应的对策应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