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无乃能大 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     

市场经济与公共关系

现代公共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又作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共关系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 ,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介:内外因互动机制发生的根据

内外因互动机制的发生 ,是内外因作用的基础。既往的研究大多有所忽视的中介在内外因互动机制发生中的决定性作用 ,植根于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在逻辑层面 ,没有中介 ,内外因互动等于“空洞无物”。在现实层面 ,内外因互动机制的间接形态必然以中介为根据 ,其直接形态规定于间接形态的转换和场态中介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融合

汤显祖是我国16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其人生经历了激情与消沉、梦幻与现实的思想矛盾。他在推崇传统道德的同时，又幻想构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伦理典范，这在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中，表现为人物于情、理之中的变化。通过分析《牡丹亭》人物由“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变为融合为一的原因。以求探究汤显祖的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村企共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集发公司和北戴河村共建的启示

介绍了集发公司在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施“村企共建”、“联村共建”的主要做法,认为其主要启示在于:建设一个好班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组织保障;集中连片推进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重要方式;村企共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发展新产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支撑;软件硬件一起抓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则。     

消除抵触情绪构建新闻采访的“和”声

新闻采访是获取新闻材料的主要手段，不能因为采访对象的不合作态度而人为中止。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通过知情意的调节，来消除采访对象的抵触情绪，促使新闻采访由“不和谐”向“和谐”状态转变。     

论《长生殿》的表层叙事与深层悲剧意蕴

以洪?的真情观为切入点,交互采用文献研究和接受美学的分析方法,对《长生殿》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悲剧叙事形态进行了深入阐释。洪?以"至情"为标举,将不会触犯时忌的李杨情缘作为戏剧的表层叙事,而深层的情感潜流则是被强化了的历史兴亡感,从而使得时代性的秘密情感——汉族文士被压抑在心底深处的亡国之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关于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几点思考

认定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注意理解"不报或谎报"、"安全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等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本罪与其他安全事故犯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数罪并罚;本罪与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以本罪论处;本罪属于过失情节犯,而过失情节犯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的,将本罪规定为过失情节犯属于立法缺陷,因此有必要将本罪中的"情节严重"修改为"造成严重后果",即通过抛弃情节犯、规定过失犯的危害结果要件来完善本罪立法.     

浅议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的弹劾权

《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但对内阁制特有的不信任投票权却没有具体规定。《临时约法》设计者将不信任投票权和弹劾权混同,目的是以国会制约政府权力,自身又不被解散。可在国会真正需要行使不信任投票权时,或因弹劾手续烦琐不能奏效,或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所适从,不仅不能制约政府,反而因无法可依而相当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