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型特征和体认

新小说肩负着匡世新民的历史重任登上晚清民初的主流文坛,对传统的检讨与对异域文学的吸纳,形成中国小说观念转型进程继承和反叛的时代特质。中国小说观念展示了社会文化和时代环境选择的巨大威力,中国文学气脉和小说精神在断裂与延续的文学生态中走向崇高,小说观念在自新和他新的文学征程中,实现了文类地位和审美取向的时代转变。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民主法治视域下的毛泽东执政理念论析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念进行了发展与创新,确立了＂人民群众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执政理念,这些执政理念围绕着＂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和＂为谁执政＂这个中心展开的,已初具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保障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对于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意义与科学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的科学意义,在于它具有指导思想表述的总括性、新思想新观念的建设性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可以有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哲学基础和现代化路径的不同视域,这些不同视域表现了它开放的理论建构能力。     

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主要不在于作品的故事,而是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这部作品的重要叙事视角。     

一线穿:一个本土的叙事概念

本文立足本土文化,清理明清小说理论遗产,提出"一线穿"是评点家提炼的贯穿小说间架结构的连叙概念。它和书法的一笔书、绘画的一笔画具有同构对应的亲缘关系,表现出空间意识,追求整体连叙的线性运动和贯通的气势。     

《最蓝的眼睛》的边缘化表述策略

强势文化冲击下的黑人文化流失是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小说边缘化的叙述方式即百纳被的创作手段得到了充分的演绎,让读者在参与拼接的阅读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以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只会给黑人带来困惑和错乱;如果放弃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

作为新世纪十年最醒目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在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得到广泛注目与肯定的同时,其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以及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也一直受到诟病,这无疑成为底层叙事亟需突破的写作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现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然而从更高的审美追求来看,底层叙事还更多地徘徊或止步于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方面,而并非艺术水准的真正提升。在对底层叙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可看到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过于贴近生活的书写现象,使得底层叙事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而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隐喻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及隐喻理解

从隐喻研究的发展、传统的修辞观到现代的隐喻认知观探讨隐喻的认知本质和思维方式以及对隐喻的理解。认为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可以体现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所以隐喻理解需要额外的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