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洱《花腔》塑造了葛任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并对其精神的困顿与冲突剖析,揭示了历史伦理对个性的戕害.这种剖析是由多个叙事角度及其带来的多重叙事声响完成的.这种多重角度的叙事,形成了文本独特的对话体模式,生发了历史叙事的层层迷雾,进而彻底地消解了历史的崇高意义.     

论新感觉派文本的尤物叙事

新感觉派作家借助以物化修辞和妖魔化倾向为特征的尤物叙事,拟想出一批具有现代品质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充满悖论的两性关系,她们既是作者笔下被物化、魔化的对象,又对文本中的男性构成支配性力量。形成这种悖论关系的深层原因来自尤物叙事中女性-城市潜在的互为隐喻。其中不但体现了叙述人的性别身分,更体现出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家对都市现代化的复杂心态。     

宋代节序词抒情主题初探

节序浓缩了人们对于特定时序的感情 ,它的优美传说、特殊风俗更赋予词人抒情言志的广阔天地 ,使宋代节序词呈现出与其他题材迥异的迷人魅力。宋代节序词除了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层面向人们展示了“祛灾、祈愿、祝福”和“赏心、乐事、良辰”这两大宋人节日民俗生活主题 ,更以婉曲深致、多角度的抒情主题丰富着节序词的人文内涵。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跋涉之我--晚清-五四第一人称叙事探衍

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通过对晚清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脉络的探寻,追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发生变革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过程.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寻找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所继承与遭遇的传统和西方的渊源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