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古典诗歌中人称指示词显隐模式的探源比较

分析英汉古典诗歌中人称指示词的差异,指出汉语诗歌中人称指示词常常被省略、隐匿或淡化,而在英语诗歌中则相对彰显;从英汉语言差异、英汉诗歌美学差异、中西文化中个体地位的差异三方面入手,探讨造成两者之间迥然不同的显隐模式的原因。     

叙述的魅力--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小说家叙述意识觉醒,小说叙述方式发生根大变化,作家由重视“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叙述意识的凸现和叙述技巧的应用,使得小说的形式变得繁复多样,而对纵深心理层次的挖掘使得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叙述方式的演变具体体现在小说层面打破线性规则、零散性加强,小说中仅述人出现,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刘索拉、马原、格非、莫言、苏童、陈柒等小说家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小说的转型和叙述方式的革新。     

侗族说唱文学中歌师的叙事者身份研究——以《秦娘美传奇》为例

歌师作为说唱文学中的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有着多重身份。首先是叙事人的权威身份,在叙事过程中主导着整个故事和情节,同时还扮演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并在他们之间转换;再次作为旁观者,对人物和故事做了评价;另外还充当故事与听者之间的中介。在创作过程中,还要根据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口传文本进行整理编辑和文化整合。歌师叙事者身份的多样性体现了口传文学的主要特征。     

《采薇》的叙事伦理分析

《采薇》中颇有争议的"如何理解伯夷、叔齐"这一难点,并不是一个现实伦理问题,而应依据小说的叙事伦理来解答。叙事伦理即各种形式安排透露出的伦理维度。小说通过叙事角度的选择与叙事距离的控制体现出对伯夷、叔齐的伦理同情,而由结构上的人物对位与事件对位及反讽表达的是对自周武王至阿金诸色人物的伦理拒斥。与前期同是"易代"主题的小说相比,《采薇》叙事伦理的复杂化既是现实的投射,也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进一步自觉。     

叙述者的凸显：小说真实性的建构与颠覆 ———解读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中有凸显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这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元小说特征;但其客观性的叙述动作能取信于读者,并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深度和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完全的元小说又有不同.凸显的叙述者使小说产生双层次叙述和多层次故事,且各层次间相互对话使它们交织在一起产生复调效果,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而小说的不确定叙述者解构了“叔叔们故事”的崇高性,并与其他右派小说互文性地关联,发掘出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悲剧性与残酷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秦腔》：纯粹的乡村经验叙事

贾平凹在他的近作《秦腔》中实现了一次乡土叙述个性的转移。作者放弃了一切观念和理性,抽走了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用纯粹的地方口语还原乡土日常生活,呈现了父辈乡村形态和古老地方文化“秦腔”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终结现实;而乡村叙述主体的选择,乡土话语的撒野欢腾、无遮无拦,又跳跃着民间文化形态下的生命个体的情感意志力和生命感受力。     

论《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本文从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策略三方面分析了埃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代代传承,抒写孤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1940年代的师陀更是将孤独主题在其小说集《果园城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