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定位与发展取向

重庆民族地区具有完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深邃的古文化遗存,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优势。21世纪,重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要突出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知识性,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注意利用现代高新技术,重视旅游人才的培养,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开发多种形式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和国际规模收益

在二战后的国际贸易中,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制造业产品的交易量巨大,这种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贸易模型产生了冲击和质疑。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寻求对这种现象的理论解释,并开始注意产品差别化及其对规模经济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对贸易理论的影响很小,并且解释现实的能力也很弱。因此,把差别化的生产资料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国际收益的框架下,建立模型以推出国际规模收益,并且运用这一模型得出了国际规模收益、传统的国内规模收益和要素禀赋论之间的关系。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数字媒体时代的国外游戏文化研究述评

游戏和关于游戏文化的研究传统深厚。数字媒体技术促进了网络游戏的蓬勃发展,国外关于数字媒体时代的游戏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门类,产生了一大批游戏学家。国外的游戏文化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以内容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析游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以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理性勾勒现实生活游戏化的若干情况,以调查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借鉴国外游戏学成果,植根中国网络游戏领域,中国的游戏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论帝国的兴衰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帝国政治中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崩溃,帝国研究也被严重忽视。21世纪帝国研究再度受到关注,这既有弥补帝国研究不足的学术动因,但更有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动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例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词汇研究新趋势与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现代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词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适应词汇研究的新趋势,现代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应突破传统的窠臼,找准确有可比性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显示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现代语义学和数理语言学的特色。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The Case of Transmanche-L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has often been discussed, but rarely explored directly. This paper implements a cultural values instrument taken from Hofstede together with a behavioural instrument derived from Van de Ven to matched samples of British and French managers working on the Channel Tunnel project. The results largely replicate the findings of Hofstede regarding cultural values, but do not support the predicted implications for behaviour. In essence, the British were found to be more bureaucratic and more team-oriented than their French counterparts, who tended to be more fonceur and competitiv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behaviour might be more complicated than research to date sugg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