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下构建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法律制度之分析

WTO机制有利于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但其有关的环境规则又对自由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使我国的自由贸易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我国加入WTO后的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法律制度应适应WTO的环境规则,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完善环境贸易法律,积极推动我国绿色贸易的发展;积极利用WTO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强化贸易与环境执法,才能使我国的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网络环境中我校学生信息素质状况调查与分析

信息素质教育是目前国内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网络环境中,大学生的信息素质在其综合素质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文章从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观念、信息道德等四个方面对我校各专业、各年级大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其现状及产生原因,然后结合我校实际提出了一些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应对措施,为我校课程体系设置与整合、信息检索教学改革及开展信息素质教育活动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论环境侵权中风险责任的确立

基于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特点,以损害实际发生为归责前提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中的适用无法体现环境保护“预防为主”的思想。风险责任进入环境侵权归责体系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风险责任的适用必须解决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特定化问题、损害预防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以及风险责任本身在侵权行为法中的立法体例问题。     

实验室里的耕耘和收获——罗布·格里耶实验小说浅论

罗布.格里耶实验小说中的“人”相对于“物”,总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状态,解读实验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竭力将“人物形象”从“物”的世界分离出来的过程,这种解读与人类进入20世纪后努力进行自我寻觅的社会情状是完全吻合的。小说表现出对故事情节性一定程度的拒绝。小说中环境描写既不为展示人物性格而存在,也不是反映生活画面、推动情节发展的因子,而是一个具有无比独立性的自在物,是“物”的展示。     

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环境成本的计量方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人们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会计的研究。环境会计在处理数据、生成和传递环境信息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便是环境会计的计量。而环境成本的计量又是环境会计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在实践中可运用环境成本计量的基本方法及基本的计量模型。正确计量环境成本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前提,对企业拥有的自然资源中可以计量的部分进行合理的估计,有利于满足社会各方面对环境问题提出的客观要求。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两物品模型,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最后,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     

近代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信念

科学的产生和进化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近代自然科学以哥白尼为标志,经过开普勒、伽利略,到牛顿发展到顶峰。就其本质来说,近代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信念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科学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数学和宗教一直是其中主要的文化力量。     

合作处理中的团队透明性

对合作处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并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合作团队的模型。模型中的团队代理是实现透明性的依托，在此对其特性、行为及其构造作了描述。把合作团队的透明性分解为环境透明和编程透明，并给出两种进明性在ＯＳＥｗａｒｅ中的实现方法。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