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审稿中的非学术因素及排除之策

学术期刊是学术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应以学术性作为编辑审稿工作的唯一标准。然而,在现有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下,这一工作受到了诸多非学术因素的消极干扰,如以作者身份的高低而非稿件质量的高低来取舍稿件。这一非学术性倾向直接影响了审稿的公正性,也削弱了编辑审稿活动的意义,是学术评价异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编辑应该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克服心理因素,排除思维定势,提高学术判断力,重视学术新人的发现和扶持,从而有效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是……的”句型日译汉的偏误分析

据实际语料考察,日本留学生在日译汉过程中使用“是……的”句型的出错率较高。留学生误译语句中有的没有使用“是……的”句型,有的虽然使用了“是……的”句型,但语序等方面存在问题。在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朗读等语感训练方式,可以提高“是……的”句型使用的正确率。     

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法

广告语言属于文学性语言,在广告语言的创作中,需要调动各种修辞手法使语言增加魅力,吸引受众。消极修辞以其平易质朴的特点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积极修辞更是以其审美惊奇感和审美惊奇感给受众以极大的冲击力。积极修辞有多种修辞手法,都可以在广告语言中得到合理运用,在很多广告语言中则需要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以加强表达效果,如比喻、比拟、夸张、借代、对偶、仿词等。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为”的语法化考察

从词义、句法位置、重新分析三个方面对“为”的语法化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为”的语法化是“为动”双宾语句消失的主要原因。动词“为”在词义泛化的基础上,由于句法位置和组合功能的变化而最终失去其原来的动词意义和在句子的核心谓词地位,虚化成表引进服务对象的介词,从而导致其双宾语结构的消失,形成新的“介·宾·动”结构。     

韩国学生中介语各句长句子状语复杂度发展研究

通过分析韩国学生中介语句长为6-20个词句子的状语复杂度的发展情况,发现:初、中、高三级中介语各句长句子带状语句子比例、多层状语比例呈逐级上升趋势,多处状语比例和句首状语比例则呈逐级下降趋势;韩国学生中介语表现出句首状语比例超量、多处状语比例突出、多层状语比例不足的特点,在句长一定的前提下,多处状语与多层状语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互补关系;研究同样发现中介语状语复杂度的发展具有不受教学输入语言制约的特点.     

手机游戏产业繁荣背后社会负面效应的规避

伴随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手机游戏产业日益成为数字娱乐文化产业中的主力军。由于国内手机游戏用户数量大、年龄低的特点,以及智能手机使手机游戏呈现出游戏载体智能化、游戏软件多样化、厂商利益链条化、政府监管复杂化等新特点,手机游戏产业存在游戏软件安全性、合法性以及游戏内容健康性等社会负面问题。为使手机游戏产业健康发展,制作商应把效益与文化建设相融合;用户提高安全意识,家长转变对游戏的态度,重视但不过分夸大游戏的负面效应;政府制定游戏分级制度、加大对公益类、教育类游戏软件开发的支持、保护手机游戏软件知识产权,争取把手机游戏产业打造成文化产业链中新的“金蛋”。     

负面清单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上海自贸区的启示

负面清单作为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开始着手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规则。国外的负面清单制度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无论是多边协定NAFTA,或是各双边协定,其负面清单模式都可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推行中,应对重点行业实施重点保护,将负面清单制度化,使经济开放与经济安全相平衡,使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自由相平衡,使立法与司法制度相结合。     

网络负面问题及伦理思考

网络文明的到来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方式等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信息欺诈、黄色泛滥、信息安全受损、网民人格异化等网络负面问题.产生网络负面问题的伦理根源是网络自身的特点弱化了传统伦理的约束力;网络空间的道德冲突使网民陷入道德相对主义之中;网络法律和道德建设的滞后使网络负面问题有可乘之机;网民自我宣泄和自我表现的心理要求促使了网络负面问题的形成.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整合传统伦理资源、扬弃西方网络伦理理论、强化网民的内在道德自觉,是消除网络负面行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