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新儒家的华严思想探析

华严学本为近代佛教思潮之重要构成部分,但自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系倾向理性主义的唯识学研究兴起后,华严学的思想史学统流入了近现代新儒学中,故以马一浮、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的华严学思想为视角,考察华严学在新儒学领域的发展和流变。     

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高攀龙不仅在学术上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而且其诗歌创作也代表了东林学人的最高成就。高诗格律清和,诗意冲澹,以效陶著称。清人沈德潜称其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此说并不符合高诗创作的实际情况。高攀龙十分仰慕陶渊明,并视陶为异代知音,其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学陶,留下明显的效仿痕迹。虽然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丰富饱满、真挚动人的情感内蕴,因此整体上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在当代的著名学者中 ,傅伟勋是新儒家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对当代新儒学所面临困境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说 ,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傅伟勋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 ,对他批评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作了梳理 ,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提示了这些批判的独创性价值和超越性意义 ,从而使学界能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这些争辩性问题的内涵。     

参与的必要性——走向现代儒家政治

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以道德为主要关注点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与那种认为儒家应局限于道德教育的观点相反,文章认为儒家必须发展出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参与是个人道德培养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独立性要求客观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克服.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