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2007年10月1日起我国颁布施行的《物权法》被视为是私人财产保护的权利宣言,人们对其予以很高的期望。但《物权法》并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各地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将公共利益作随意扩张,以公共利益名义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时常发生,从而不能有效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不仅有助于《物权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基于TOP SIS模型的济南市绿色GDP评价研究

本文从经济、环境和资源三个方面建立了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法和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了城市绿色GDP评价的TOPSIS模型,并把该模型应用于济南近8年绿色GDP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济南市最近八年绿色GDP基本上保持在平稳发展水平,2005年最高,2006年最低,主要原因可能是2006年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等造成的。     

几种预测模型在建筑物沉降预报中的对比分析

以曲线拟合、指数平滑和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建筑物沉降变形观测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并结合实例对三种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论.     

基于AHP的政策工具选择模型研究

政策工具选择研究是政策科学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对政策工具重新分类并选取政策工具选择维度,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选择维度、政策工具三个层次构建出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型,并在我国节能政策领域对模型进行验证研究。通过模型得出1980～2000年期间我国节能政策应当采用的政策工具组合,并与实践进行对比分析,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基于非参数信息扩散模型的湖北水稻生产灾害风险评估

在小样本条件下估计灾害损失,非参数信息扩散模型相比一般的参数和非参数估计效果更好,因此本文利用湖北省1991—2007年县级水稻单产数据,基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信息扩散方法来评估湖北水稻生产灾害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水稻灾害损失率的概率分布及各地区灾害风险的相对大小,与湖北洪涝和干旱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及灾害程度较为吻合,可为湖北水稻县域产量保险风险区划研究提供支持。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运用层次分析法解析复杂网络下的电子商务——以大众点评网为例

以电子商务企业大众点评网为例,将电子商务运营的复杂网络进行分隔、简化处理,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理论解析复杂网络下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研究表明,促进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可分为外围推动和内部聚合两大因素,其中外围的硬联网、软形网、商户网、会员网、大众网,以及内部的功能模块要素、激励会员要素、激励商户要素、会员自身要素、商户自身要素相互作用和交互聚合共同推动了电子商务自身的快速增长。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结构定价研究

信息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定价方法难以适应信息产品的经济特性。通过垄断行为的比较静态和动态模型分析，得出了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的结论：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在跨时期范围内进行动态歧视性定价行为对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此时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条件恰为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条件，它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