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发展新理念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测评研究

基于发展新理念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理论遴选后,借助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进行指标筛选,构建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华北平原五省的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样本,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指标体系做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虽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间存在一定的成长绩效差异;经济绩效整体表现良好,创新绩效却较低。因此,应引导粮食类家庭农场平衡性成长、制定精准扶持方略和建立成长绩效监测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论析——兼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有助于科学判明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继承与创新统一的发展性特征、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性特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性特征、砥砺追梦奠基未来的阶段性特征、引领世界示范世界的国际性特征等.     

新能源汽车新时代新征程:2017回顾及未来展望

随着补贴退坡和双积分等重要政策接连出台,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新时代。2017年,私人购买量大幅上升到41%,汽车动力电池行业集中度上升,三元电池装机占比显著增加到44%,车桩比有所下降。双积分政策在2017年正式出台,加上国家和地方补贴的进一步退坡,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从政策驱动过渡为市场驱动阶段。但私人消费需求还有待进一步激发,电池等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仍需突破,充电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面临挑战。双积分和补贴退坡等重要政策实施后,中国汽车行业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从政策支持与行业发展来看,燃料电池汽车及电动汽车智能化融合发展将是今后重要的发展方向。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的致思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开放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提出了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指明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新方向,奏响了我国开放发展的新乐章。习近平新时代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并以基本要求、布局安排、实施路径构成了其逻辑体系,彰显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包容性与竞争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鲜明特点。     

刍议新时期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新时期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着权力本位观念浓厚、保守守旧作风严重和权力滥用、消极腐败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高度集权制行政模式、官僚主义行政传统和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政府制度、政府形象和政府理念三个方面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     

高新技术创新的文化路径及政策选择

相对一般的技术创新，高新技术创新有其独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文化对高新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高新技术创新的文化路径包括观念文化路径、制度文化路径和行动文化路径三个方面。基于文化视角优化高新技术创新的政策选择，完善我国科技政策，有助于推动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创新。     

Approach and Positive Affect in Toddlerhood Predict Early Childhood Behavior Problem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sitive affec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pproach behaviors and adjustment outcomes. One hundred eleven toddlers participated in a laboratory assessment of approach and positive affect at 24 months. Behavior problems were reported by a parent in the fall of the child's kindergarten year. Results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that children who displayed high approach and high positive affect in both non‐threat and low‐threat contexts were rated as higher in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for children showing low positive affect, increases in approach in a moderate‐threat context lowered the risk of developing in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mplications for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f differences among eliciting contexts and advantages of separating positive affect and 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