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投融资模式的阶段性分析

在结合投融资学一般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新农村建设的产品性质及其投资需求特点，本文探讨了我国新农村建设在不同阶段的投融资模式。     

等待克拉普——试论戏剧《最后的磁带》对自我的追寻

主体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大多数急迫问题的核心。自弗洛伊德以来,很多理论家都阐述了主体的分裂和虚构性。戏剧无疑是最适合表现这一主题的艺术形式。相比之下,爱尔兰剧作家赛缪尔.贝克特对这一主题的探索更加执著和持久。贝克特塑造的分裂的人物不仅对传统的戏剧审美观提出了挑战,而且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展现现实世界。在《最后的磁带》中,贝克特运用录音机,以39岁的这盘磁带作为一个交汇点,让29岁、39岁和69岁的克拉普通过录音机讲述自己,以克拉普的三段人生并置和相互参照,来探索自我的稳定性、真实性和进步性。     

谬误研究的新修辞学视角

1970年之后对汉布林批评的回应，催生了丰富多彩的谬误理论。新修辞学追随佩雷尔曼，不仅重新赋予修辞学严肃的使命，与不顾真理，唯求说服的旧修辞学划清界限，而且区分了研究论辩和谬误的三个视角：逻辑、辩证法和修辞学，主张以论辩过程为对象，以听众为核心构建谬误理论。谬误是似乎说服了但其实并没有说服一个普遍听众的论证。它只不过说服了一个特殊听众。     

科学发展观的现实经济功能——一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学理分析

以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理论分析切入点,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它还能发挥诸多现实经济功能,在节约人民对于党执政合法性地位的认同成本、减小制度转轨与实施的成本代价、克服经济活动中的"搭便车"行为、节约用于人民群众的激励成本以及消除人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摩擦成本等方面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清末“新绅士——立宪派”略论

绅士阶层是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晚清绅士阶层是在内外环境剧烈变化下而衍生出的新绅士阶层，其中的“新绅士——立宪派”影响很大。他们以东南地区实业家为骨干，主张实行立宪，强烈要求参与政权。但清王朝对他们只是欺骗和愚弄，不愿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席之地，于是他们在反清浪潮中最后选择了抛弃清王朝。     

论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突破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空白,使社会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观创新了认识社会主义的视野,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有重大意义。     

论儒学的现代走向

儒学既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抵触的方面,也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方面。儒学经过现代转化之后,仍将可以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儒学现代走向的一个向度是现代性,它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向度是民族精神,它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设计了求真、求善、求美、成圣、合群这样一些总体的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多种具体的价值理念。在今天,这些理念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仍可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论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在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经学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刘敞及其《七经小传》是疑传惑经的主要代表,学术风气因之一变.李觏则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周礼致太平论》等经学著述与当时的庆历新政桴鼓相应.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党的“三大法宝”理论的创新发展及比较研究

党的“三大法宝”是一个具有内在辩证关系的整体，因为其鲜明的唯物主义精神、内在的人民性原则、强烈的主体性意识而在完成党的历史任务中凸显了巨大威力。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新时期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对“三大法宝”进行了创新运用，党的“三大法宝”理论出现了三次飞跃。三次飞跃各有特色，各具特点，却又一脉相承，都在继承其原则和实质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