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理念——中国对外政策思想三十年的发展及其意义

本文研究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发展的过程及其意义.文章主旨是梳理和分析三十年来中国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之间相互激荡的三个阶段以及它所带来的重大转变.在这些相互激荡中,中国外交理念发生了五个重要的转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意识形态主导到经济发展优先的转变;从反国际体系到融入国际体系的转变;从阵营外交到全方位外交的转变;从双边外交到双边与多边结合并日益突出多边外交作用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对于中国过去的三十年,而且对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关于我国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

在“三农”问题研究中,如何提高农民增收问题,始终为人所瞩目。这不仅因为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需求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发展,而且对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保和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实现,也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分析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探讨农民增收机制的构建和制定相应的对策,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这是新农村建设中一项不可忽略和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     

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生村官工程”建设

“大学生村官工程”是高等教育改革直接面向新农村建设所需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以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南和以高教改革为平台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应该而且能够在新农村建设的宏伟大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此,“大学生村官工程”应该成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建设,使得这项援农工程不断地将高等教育的科技和文化资源,通过多方面的渠道转化为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强大推动力。     

湖南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湖南省农村地区已进入老龄社会且农村人口老龄化已较过去明显加快。这种状况对湖南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健康老龄社会,以建设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农村。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探索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战略眼光,高度重视和长期探索生态环境建设得出的重要实践结论,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实践发展的过程,又是理论探索的过程。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浅谈"白色农业"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农业企业应该加强自主保护知识的研发 ,特别是关注“白色农业”新技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体育发展的思考

运用文献资料、社会调查、专家访谈、归纳演绎等方法,在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分析当前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体育发展的举措。认为要发展农村体育,改变我国农村体育落后的面貌,应与新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同步推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多要素流动、内生产业空间波动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的比较研究

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根据理论要求的逻辑完美性修改假设,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空间经济发展的现实修改模型的假设条件。由此,在研究上突破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单一生产要素流动假设的局限性,认为企业家与普通劳动者在地区间都可以流动,并且,普通劳动者在行业间也可以自由流动。与新经济地理学可解的经典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相比,新的可解中心-外围模型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发展了新的理论观点：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存在三种关系。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除了棒棒均衡的结果外,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工业品支出份额的增加,工业品间替代弹性的降低,会引起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由对称结构向非对称结构转化;一旦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黑洞条件”得到满足,则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只能是内部非对称结构或中心-外围结构,而不仅仅是中心-外围的稳态结构。     

新官绅及乡镇权力结构——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为中心

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新阶层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而形成的新阶层。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张铁民作为抗战以后的一名新官绅,利用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确立了在乡镇中的权威地位。国民党县党部通过非组织形式控制乡镇新官绅,插手乡镇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领导权。基层组织的薄弱特征决定了国民党在控制乡村社会的同时,无法利用行政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权威的影响和地位。在战争的动荡中,国民党未能为新官绅提供足够的利益保障,新官绅与乡村社会同时走向国民政府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