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土农民再就业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北仑区失土农民再就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和思路。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分析——以长沙大河西光导区为例

对长沙大河西4个典型土地流转示范村进行农户土地转出意愿问卷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在5％水平下。对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有中介组织、就业类型、家庭总收入、土地流转合同和家庭总人口,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参保人数等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     

论职业化新型农民的培育

培育职业化新型农民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市场意识淡薄等原因影响,培育新型农民将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主要可通过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和转移劳动力、营造环境、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途径培育新型农民。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制度悖论解析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巨额价格＂剪刀差＂;＂公共利益＂范畴肆意扩大,致使征地范围过宽;土地流转补偿机制存在缺陷;失地农民正当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杜绝＂土地财政＂,规避政府自利行为;明确＂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长效机制,保障其生活质量等对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纠偏。     

山东省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问题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是建设者、管理者和直接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山东省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民大省。近年来,山东省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方面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但是由于受众多农民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     

城镇化发展的"市县模式":湖北省个案

湖北省荆门市农民进城买房定居的案例说明,以地市级城市和县级城关镇为关键环节的农民自发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市县模式”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可选之路。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县模式”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需要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保障进城买房定居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为进城买房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和补给线。     

基于价值链和“五力”模型的蔬菜产业分析

鉴于近年来蔬菜产业发展极其不稳定,“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问题经常同时发生。将蔬菜产业市场看成一个整体,站在价值链的角度,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产业分析模型解析蔬菜产业“菜贱伤农”、“菜贵伤民”问题。分析认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是因为生产蔬菜的机会成本较大,加上机会成本上的大幅度加价,甚至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流通过程环节较多有关。最后给出相关的改进建议:控制成本驱动因素;重构价值链。     

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民增收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安徽省县域数据

基于2000-2010年安徽省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农民收入空间相关性和局部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分别建立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农民收入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研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安徽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呈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低收入集聚区沿安徽西侧边境向西南和西北部转移,高收入集聚区沿皖江城市带从苏皖边境向皖中地区扩张;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分离出收入空间溢出效应,避免经典回归对工业化城镇化影响程度的高估;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作用增强,但可能出现虹吸效应;不完全的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作用减弱,应发挥其扩散效应;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     

“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制约

"三农"问题制约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影响我国公民社会的勃兴;限制我国公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从整体上削弱我国政治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通过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优化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我国政治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5市(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1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2个行政村的437户失地农民进行了实地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及失地农民是否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计量结果表明: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的显著性因素有非农就业比率、家庭收入在本村水平、土地被征收的面积、剩余土地的面积、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被赋予的知情权;影响失地农民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有家庭非农就业比率、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土地被征收后家庭年收入、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