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农地流转与农户金融需求

以四川省为例,基于647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地流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经营特征、农村金融市场特征4个方面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其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方向及强度,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行为带来农户金融需求分化趋势,农地流转价格过快上涨对农户金融需求有明显抑制作用,加快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已经十分紧迫,农户普遍面临缺乏抵押融资能力的困境。农地流转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分化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之上,重点针对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有效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则是当前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难题。     

农村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纵向调查——以我国西部S省为例

家庭和社区参与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是乡村振兴计划的基础。通过对我国西部S省农村地区的两次实地调查发现,受该地区园所特点、教育政策和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农村地区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总体较低但也有所改善,对家庭资源的运用高于社区资源,对社区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较为薄弱。基于此结果提出了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是农村幼儿园发展的必然选择;利用政策杠杆发掘农村地区家庭和社区资源;职后培训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实效性等建议。     

传统幼儿游戏在农村幼儿数学教育活动中的应用与价值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是幼儿成长发展的需要。幼儿园教育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幼儿的生活、游戏活动中。农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丰厚的传统幼儿游戏资源,将这些传统游戏应用于幼儿数学教育活动,达成幼儿数学认知目标,是将幼儿数学教育寓幼儿游戏活动路径的有益探索,在农村幼儿园现有条件下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一个OLG模型的考察

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的OLG模型,理论分析了均衡条件下农民工收入及风险偏好因素对其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市的调查数据,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与家庭特征、收入与土地、务工状况与预期等因素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务工与务农收入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恩格尔系数和非收入性因素却大多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决策。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生活宽裕程度和支付能力,使之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确定性的预期和安全感,使之参与养老保险的水平得以提高。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论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兴起与发展

由于海外劳工在境外就业期间往往会遭遇社会保障双重缺失、社会保障双重缴费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支付障碍等诸多困境,使得西欧国家于20世纪初开始探索开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主要方式是国家之间签署社会保障国际协定,合理地承担和分享海外劳工社会保障的责任与效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开始由探索时期步入成熟时期,不仅在覆盖区域、惠及人群以及主要内容方面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和由点到面的发展,而且在合作方式上实现了由双边协定到双边与多边协定并举的发展,进而成为了全球各国维护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的有效途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现状及其成果评价——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成果论文的计量分析

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三农”问题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强,相关研究发展迅速且成果卓著,对此进行整体梳理,既有助于总结以往研究的经验,也有益于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章以1991-2015年立项的3 375项“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18 770篇成果论文为研究对象,对项目信息、成果论文、研究热点与评价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全面呈现中国“三农”问题近30年的发展与研究状况.研究表明,农民、新生代农民工、新农村等为“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有关农民、农民工的论文最受关注且被引频次最高.     

河南省城镇、农村中学体育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基于豫南8市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教育均衡发展内涵的理解延伸至体育教育均衡发展的解读,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数据统计法对豫南8市城镇、农村中学体育教育现状进行探究,并提出构建自身发展模式,平衡城乡资源分配,建立资源共享模式,完善监督激励政策,为促进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Danish and Norwegian hospital social workers’ cross-institutional work amidst inter-sectoral restructuring of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Starting in the 2000s, Denmark and Norway have undergone extensive restructuring of their health-related social benefit programmes, including how they are governed. Several reforms have sought to enhance inter-sectoral collaboration. Aiming at ensuring patients’ faster return to work, policy-makers have instituted economic incentives to both individuals and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rganisations who handle them. Through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approach,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hospital social workers in these countries are experiencing these changes. The ‘social’ part of post-treatment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receives more attention in the Norwegian institutional set-up than in the Danish, and whilst challenges are experienced in both countries, in group interviews Danish social workers in particular express concerns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ccelerated return-to-work focus. In both countries, they report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in ‘mak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state-municipal bureaucracy. However, by drawing on the formal health knowledge derived from medical settings and the symbolic capital it bestows on them, they often manage to negotiate the work-and-welfare services,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context for the pati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