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贵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贵州省农村的建设，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应注意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本文从认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等方面着手，剖析了精神文明建设对贵州农村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于提高贵州农民的整体素质，建立行之有效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体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时也阐明了共产党员在贵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三农”问题与和谐城市化：难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城市化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同时,“三农”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和谐进行的瓶颈。从长远看,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城市化,而“和谐城市化”与“三农”问题是互为制约与互相促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支持和保护农业,优化工业结构、户籍与土地制度等手段,以和谐城市化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以“三农”问题的解决促进和谐城市化,让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形成良性互动。     

当代农民道义→理性→抵抗的心理变化路径分析

20多年，“三农”发展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脚印。“三农”经济有了发展；农民有了实惠；农业有了提高；农村有了进步。商业化运动中土地资源凸现的价值使“三农”出现了新问题，即失地农民的利益被最终侵蚀时带来的农民心理变化或扭曲。     

失地农民的心理场及其重构——基于“仙居雅苑”安置社区的个案研究

失地农民的心理变化不仅仅是结构性的,也是过程式的。心理的结构性变化侧重反映失地农民心理内容,心理的动态过程反映的是失地农民心理场的“移位”。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制约因素及转化模式

农户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过程中,既可以是成果的接受者,也可以是成果的扩散者,农业科技成果向农户转化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认识和把握农业科技成果向农户转化的制约因素及其转化模式,可以为农业科技成果向农户的顺利转化奠定理论基础。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新型职业农民权利实现能力建设研究——基于安徽五个县的调研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本次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知权、权利运用以及依法维权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法制教育重视不足、小农意识及农村社会环境对农民的影响等。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当下安徽以及中国的实际,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权利实现能力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夯实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自治组织建设、建设“权利本位”的新法律文化,等。     

风险条件下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及其行为反应——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研

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农户生产行为实现其政策传导,那么,在农业生产风险条件下,农户的风险偏好和政策预期是否影响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发挥?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研数据,将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性测试分析方法运用于农户行为研究,分析不同风险偏好农户对补贴政策的预期和行为反应。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态度及其风险偏好通过农户的政策预期作用到农户种粮决策行为,且农户的风险偏好和生产行为决策出现了"效用不一致"的现象,风险规避型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相对较强,有更强烈的稳定粮食生产的预期,据此提出粮食补贴政策设计时应该考虑农户风险偏好特征,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政策放在首要地位,稳定和刺激粮食生产发展。     

农户对用水协会满意度评估——基于群组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在构建用水协会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江西省307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群组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综合评价用水协会的满意度。研究发现,农户对用水协会满意度评价综合得分为3.00,即"基本满意",其中,用水管理、社会效益得分最高,均为3.07,经济效益得分最低,只为2.91。基于此,还利用象限图进一步探究各准则层的满意度及其重要性,结果表明,用水管理是提高农户对用水协会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而灌溉服务质量是阻碍其对用水协会满意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从“社会化小农”到“消费小农”——基于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研究本土化和主体性缺失的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回应。然而由于社会化小农在伦理关怀、政治关怀以及小农形态解释上存在的缺陷,使得这一分析范式在农村治理研究中存在争议。同时,社会化小农对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消费膨胀压力的过于掩饰,导致其与农村市场化逻辑的不断脱离。而对于私人生活变迁的过多关注也导致其研究的公共性的严重不足。相对而言,消费小农发展了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优势,并能够还原农民的真实形态,同农村市场化进程本身相契合。伴随着农民由个体消费向公共消费的延伸,消费小农也不断从私人的生活领域走向公共的治理领域,消费小农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也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