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2007年广州亚运新闻报道的四个转变

2007年,关于广州亚运会筹备活动的新闻报道成功实现了四个转变,即聚焦从多哈转向广州,内容从单点转向多点,报道形式由单篇转向专题和专栏,报道的重心则由高层转向公众。2007全年的亚运报道也存在一些不均衡现象,需要在2008年的报道中力求改进。     

从新闻博客现象看公民新闻的本土实践

论文依托公民新闻迅速兴起这一契机,密切关注网络媒体的最新动态,并结合对公民新闻的具体个例的分析,从多个角度讨论新闻博客的主体表达方式的新突破带来的公民新闻的蓬勃发展,并分析公民新闻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及其本质和意义.同时,对公民新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公民在不远的未来定会在表达自己的同时实现与世界的交流与沟通.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及其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功范例,它所蕴涵的时代特色、民主化大众化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显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对于新时期我党我国的文化建设,同样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对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专题化运作的思考

专题化运作是一种编辑策略或编辑模式的主要体现,在常规栏目基础上通过对学术栏目的优化,提升期刊的学术品位和竞争力。有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一是笔谈栏目,二是专题栏目。专题化运作是提高学报学术品位、创造精品力作和开拓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和增长点,强化学报的学术导向,促进编辑的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专题化运作应注意:专题栏目定位要准确合理;建立和培育一个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专题化运作与办好常规栏目相结合;专题栏目要密切关注现实问题。     

论电视新闻传播语言的特征与功能

电视新闻传播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表意功能区域化、语言质量精良化、表达风格客观化是电视新闻传播中语言的重要特征,这是电视媒介特质作用的结果。与上述特征相对应,电视新闻传播中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与图像并驾齐驱、互为语境、协调一致地指向预定的交际目的,实现预定的传播意图。     

新闻传播如何体现人本思想

新闻传播体现人本思想和意识,是一种改革趋向,从新闻实践来看,可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以人为中心,珍视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是新闻传媒应持的一种基本态度;关注民生,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是传媒不该遗忘的一个传播内容指向;从概念化到个人化,要以人作为新闻记述的侧重点,是传媒应致力的一种报道方法的变革。     

浅析经济新闻的民生视角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并趋于成熟,经济新闻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重视。目前中国政府提出"改善民生",为"民生视角"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广泛受众。大势所趋,媒体应以"民生视角"来报道经济新闻。电视民生新闻的崛起为"民生视角"的广播报道提供了借鉴。而"小角度"报道、"百姓立场"关注、"零距离"解读和"大容量"覆盖则是可行的方式。     

从贵阳市看地方政府对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的管理和引导

城市的形象是传播资源和传播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无论哪种城市形象的传播,政府都是城市形象定位的领导者。像贵阳市那样,准确的城市形象定位能反映一个城市的特色和优势,激发城市的内在潜力,为城市特定时期的发展提供目标指向。     

制度系统的构成、层次架构与有效运作

制度也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系统,绝不仅仅是一些规则的集成与组合。而要对制度系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就要求我们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其加以审视,即一方面从静态上把握制度系统的构成要素和层次架构：另一方面从动态上把握制度系统是如何实现有效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