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五四新文学

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新文学先驱们的救亡情结使得西方进化论的渐变思想发展成了近代中国"单向直线的一元整体思维".在这种新胜于旧、"后胜于今"的思维模式之下,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都染上了浓重的激进色彩,其中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作家到作品,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我们都能感受到新文学激进昂扬的主旋.     

论唐代女冠及其对唐代文人创作的影响

女冠的繁荣是唐代出现的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唐代女冠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十分活跃地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当时的文人群体交往十分密切.唐代女冠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社会画卷,而且也为唐代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贵素材,是唐代诗歌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研究

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当前贵州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呈现公法“纵横交错”的格局,但却存在私法保护严重不足、知识产权法律无法全面覆盖传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等缺憾与不足。新时代背景下,应坚持依法治国,以科学立法为目标,总结贵州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现有问题。据此提出建立完善以民法为主结合其他特别法的私法保护体系,提高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增强权利主体意识等改进措施。     

战后冲绳混杂文化的文学表征

战后冲绳文化的混杂性并非是在本土文化之上对美日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多重文化的矛盾冲突中走向文化重组,进而形成一种混杂的新型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冲绳民族在历史舞台上也经历了从“迷茫”到“发声”再到“觉醒”的成长蜕变。战后冲绳文化的混杂性于文学书写中再现的不仅是冲绳民族的成长与蜕变,也是冲绳作家在历史流变中对自我身份及民族身份的认同。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双重规训：平台可见性与读者赋权——网络文学平台签约作者的数字劳动研究

以J网络文学平台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分析范式,揭示出网络文学平台签约作者的数据劳动实践。研究发现,平台作为技术中介与制度中介,塑造了网络文学领域参与者的表现,策划了签约作者创作作品的可见性,这种可见性由可计量的数据指标构成,对劳动主体进行着隐蔽规制。此外,读者在消费赋权下拥有了参与文化产品生产的主动权,形塑了作者的劳动策略,需要作者投入感情以维系与读者的亲密关系。因此,签约作者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看似具有高度自主性,实则受到了网络文学平台和读者的双重规训。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The Evolving Field of Risk Communicati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presents an apt time to step back and review the field of risk communication. In this review, we first evaluate recent debates over the field's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directions. Our takeaway is that efforts to settle on a single, generic version of what constitutes risk communication will be less productive than an open-minded exploration of the multiple forms that comprise today's vibrant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e then review a selection of prominent cognitive, cultural, and social risk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ppearing in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since 2010. Studies on trust in risk communication messengers continued to figure prominently, whil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emerged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ritical challenges of enhancing transparency and using social media. Research on message attributes explored how conceptual insights particularly relating to framing, affectiv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uncertainty might be operationalized to improve message effectiveness. Studies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on and how varying single attributes alone is unlikely to achieve desired results. Research on risk communication audiences advanced on risk perception and multiway engagement with notable interest in 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race, age,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We conclude by arguing that the field's interdisciplinary tradition should be further nurtured to drive the next evolutionary phase of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作为评价尺度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当前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形象塑造不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属性及其基本功能决定其人物形象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验的关键精神力量，大量经典儿童文学呈现出这样的文学规律。总结我国百年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的变迁及发展发现，形象塑造的美学症结依然在于解决成人社会观念中的“儿童本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