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延秀、包玉堂的生命意识对革命文学的贡献

由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大多趋于模式化、程式化。时代环境无法改变,革命文学作家们也就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是广西当代少数民族革命文学作家苗延秀、包玉堂将自身的生命意识融入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独特抒写空间。他们在原生态的浪漫抒写、女性个体表现、民族民间化等方面对革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春秋笔法”与唐代小说叙事谋略探微

唐代尚史之风弥漫于文坛,造就了小说家特定的知识结构,从而赋予他们以突出的"史才";而许多唐代小说又多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密切相联,为能自由地抒情言志、寄寓褒贬,于是源于历史叙事传统的"春秋笔法"便成为唐代小说家重要的叙事谋略."春秋笔法"的内涵为:作者不作论断,而是将自己的主观褒贬暗寓于客观冷静的叙事之中;叙事隐晦深曲,讲究匣剑帏灯、旁敲侧击.此二法在唐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写作表述的三级范式

写作表述在文句、层次和篇章等三个层级上都有一定的范式。表述范式在不同基本文体的层次范式之间、篇章范式之间,以及篇章范式和层次范式之间,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这些表述范式分别都是其同类相仿的写作表述模式构造,能为写作者实施写作表述提供可以借鉴的基本经验。     

SPECIAL ISSUE： ONLINE LITERATURE IN CHINA：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line Writing in the Course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of Ten Outstanding Online Novels of the Past Decade

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层面上的价值认同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的写作群体、写作方式不断涌现，使固有的理论批评体系遭到撞击、被撕裂，从而导致理论批评不时出现失语现象。随着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非主流文学在阅读与消费环节中的影响日益增强，这就使得上述问题转化成了新的矛盾——互相不能包容的阅读隔膜。十多年来，网络上产生了海量的小说文本，逐渐形成了二十多种类型；本文兼顾时间跨度和创作类型，遴选了十年中不同类型的十部佳作，并针对它们区别于纸质媒体的艺术审美和创作特点进行了述评。     

《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回回文初探

13世纪波斯语成为在中国生根的一种外语、一种少数民族(即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言,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国际交际语言。明朝建立之后,承续元朝传统,波斯语不仅继续成为明朝与外国交流的语言,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兼通汉回两种语言的回回人受到重视。①波斯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成为书写《荐福图》的五种文字之一。     

辽朝西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影响下,辽朝西京地区官学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首先,是西京地区建立起以西京学、州学、县学为核心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官学的带动下,私学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其次,是在西京地区培养出一批名臣儒士,在辽朝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京地区官学教育的发展,使得居住于西京地区的汉、契丹等族能够大规模、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经史教育,使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

80年代 ,人类学曾经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写文化”大论争 ,其代表就是《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政治和策略等 ,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之后 ,一些人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只是提出问题 ,却没有提供答案 ,于 1998年结集出版了《写文化之后 :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 ,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反观“写文化”和“写文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方面。     

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由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看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视角下的电视新闻节目研究

从1958 年北京电视台开播,我国电视新闻正式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7 年的时间。在这57 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电视 新闻事业得到了跨越性的发展。从最初的黑白电视到彩色画面;从只能节目录播到全程直播;从只有几个单独的电视台到现 在的电视新闻传输的全覆盖。尤其是90 年代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兴的数字技术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人们对于新闻节目的制作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却良莠不齐,所以如何吸收借鉴各行各业的优秀精华, 不断提升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带给观众美的享受,则是新闻工作者的不懈追求。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的诸多内容,都对电 视新闻节目的研究大有裨益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