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纷纷研究文化软实力理论,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分析梳理了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发展现状、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并就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不足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文化软实力视阈下文物文化对外传播策略分析——以博物馆语境为例

有效跨文化传播力是文化软实力资源软实力化的重要保障。以博物馆为例,作为对外传播把关人之一的译者可以灵活运用解码策略,保证文化传播信道的明晰性、顺畅性和饱满性,以期实现文物文化对外传播的表现力、影响力和渗透力,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徐树铮与第二次南北战争

第二次南北战争是段琪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结果,徐树铮的政治观与该政策一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积极布置对南作战计划,他拉拢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来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操控着第二次南北战争,使得第二次南北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但最终因徐树铮本人恃才傲物、坦白率直的性格等原因导致皖系内部发生分裂,以及在处理张敬尧督湘,支持曹锟、张作霖当副总统,联络昊佩孚等有关重大问题上操控失当,导致第二次南北战争以失败告终。     

杨伦行年考略

杨伦是清代著名杜诗注本<杜诗镜铨>的作者.主要考察了杨伦一生的大致行踪、交游和仕途情况.     

政治制度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文化既包括观念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与此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也包括观念文化软实力和制度文化软实力两部分,政治制度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国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有四个条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具有普世意义;是否有硬实力的支撑;对外能否产生吸引力,是否有一套逻辑论述.我国政治制度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所以我国政治制度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晚清时期的海塞防之争及借鉴意义

晚清时期的陆海权之争最终确立了陆海权并重的发展思路,但因衰颓的国势清王朝无法将此种海陆兼顾的战略加以实施。当代中国也同样面临着陆权和海权孰轻孰重的问题。海权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发展,陆权决定着中国的安全。在新世纪,只有陆海权并重,才能保障中国的崛起之路。     

红色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覆盖--基于文化软实力视域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联密切,红色文化自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覆盖”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标。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覆盖离不开全党全社会高度的红色文化自觉,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人们自觉行动。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