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旧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虚假性，虚假性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生方式的狭隘性．因而，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走向对狭隘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方法仍有借鉴意义。     

职业教育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策研究

分析东北三省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情况和东北三省的职业教育现状,提出改革东北三省职业教育以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具体对策,即加强对职业教育宏观调控的力度,实施创优工程,调整专业结构,建立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教育体系,推动“劳动力转移和转岗培训工程”的实施。     

略论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及对策

区域经济的整合和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本文着重论述了东北区域经济的整合和一体化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意义 ,并对目前东北区域经济整合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今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近代"食都上海"成因探析

近代上海在由小县城迈向大都市的自我发展过程中成就了近代“食都上海”。透过近代上海老饭店岁月的闸门 ,本文对近代上海食都的形成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充分展现了近代“食都上海”的个性特色 ,揭示了其所体现的近代上海“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城市本色 ,并从中勾勒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斑斑足迹。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职业教育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与改造,要以地区振兴作为根本目标,把着力点放在扩大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和推进城镇化上,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提高产业工人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潜力,提供强劲的技能型人才支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分析

地方政府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中不可避免.本文探寻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因,找到地方政府的共赢出路.     

老年人犯罪特点、原因与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大力改善,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犯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呈现出不同的犯罪特点。从犯罪手段看,老年人犯罪往往采取非暴力手段,表现出智能性、间接性、隐蔽性;从犯罪类型看,男性多属猥亵、强奸、流氓犯罪、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赌博、伪造、投毒、诈骗等,女性老年人犯罪则以盗窃居于首位。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离退休前后的心理失衡,对新的生活环境及家庭关系的不适应,人格自身显示的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等。针对如上老年人犯罪的特点与原因,应建立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老年人维权工作体系和网络;加强对老年人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他们保持晚节;积极安排他们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动员全社会关心尊重老人,不使他们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同时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新课题之一。     

关系型家庭:城市中老年家庭的生活特征与个体化悖论

在个体崛起与社会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中,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深嵌在家庭文化内涵中。 在中老年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伦理性价值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本要素,情感性价值是家庭成员的生活体验,工具性价值是协调个人、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器,这一以家庭的伦理性价值为核心并协调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变关系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关系型家庭”。 与西方家庭的个体化相比,中国家庭生活变迁既呈现人口学意义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又突出伦理价值、情感性价值以及工具性价值在家庭中的重要功能,这是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独特内涵。     

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服务“健康山东”建设的思考

在当前中医药健康产业已成为国内各省区重点发展的领域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讨论如何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使之有效地服务“健康山东”战略及打造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产业链,创建山东“国家医养结合示范省”?从七个方面讨论了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的内涵及其对于“健康山东”建设的意义,重点讨论了山东省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主要包括依托山东省自然旅游资源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项目;开发中医药院校?中医院及中医药企业的健康旅游资源;深入挖掘和融入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元素;推进多产业融合,发展中医药特色健康旅游产业新业态;利用大数据定向推广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健全中医药健康旅游管理法律法规制度和积极申报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等?     

人口 “空心化”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研究

人口“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最大约束条件,全方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工作方式、社区文化和经济。城乡空间居住距离动摇家庭代际互助基础,即使“隔代照顾式”随迁和“女儿养老”的家庭功能自适应调整亦难以扭转变局。政府同时扮演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后者容易陷入“主导”幻觉和制度创新“盲点”。基层治理组织受人口流失影响,其管理能力与村民所期待的养老服务角色间存在差异。志愿部门出现“非典型性失灵”,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成为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最大的推动者,但因得不到所嵌入制度环境以及社区网络的支持而出现效用递减。因此,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需要政府由“主导”角色转向合作“平台”角色,通过知识转移机制、合作纠偏机制和非货币奖惩机制构建社会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