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生活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特征的培育、影响人的心理、意志、情绪和心境的各种活动的历史,即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史。精神生活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信仰生活、文化生活、礼仪活动、娱乐生活、社会交往活动等五个方面。开展精神生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西欧历史视阈下的中国形象

西欧的中国形象与西欧的历史发展、变迁紧密相连,可以从物质主义、建构主义与新闻传媒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有所不同。西欧的中国形象复杂而多变,历史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形象,但基本以乌托邦式的正面形象和意识形态化的负面形象两种形态为主,历史语境、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念共同影响和制约着西欧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     

王树楠欧洲史著述探析

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关注西政和外国史地学的编纂,王树楠是比较早的专门编纂欧洲史学之人。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调变易进化的观念,继承发扬传统史学中治史之鉴戒传统,积极向国人介绍古希腊和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推动了变法思潮的发展,并积极主动地从中西比较中寻求借鉴。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历史民族志点校疑义例举

整理、研究、点校、重版历史民族志 ,需要具备点校的基本知识 ,遵循点校的基本规律 ,懂得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 ,了解各类文化事项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李宗《黔记》 ,由于点校者的粗心、轻率和武断 ,出现了诸多的不应有的失误。本文以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为基础 ,通过对李宗《黔记》的“刻本”、“铅印本”和“点校本”三个版本的全面勘核 ,指出“点校本”的代表性失误 ,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民族史志整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的关注。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下)

法家以重“法”而称于世。梁启超说:“其发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其确立则在儒墨道之后[1]（p78）。春秋至于战国,其代表人物多直接参与政治,为相于各诸侯国,如管仲、子产、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等。而立言者则有慎到、韩非,又“《管     

现代性文学史观之反思

中国文学史研究走过一百余年历程,其间的成就与偏误、建构与颠覆需要回顾和反思.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转变出发,文学史研究须坚持学统、道统与政统的并行原则,并以之反思现代性文学史观的线性模式和二元模式的根本路径,从而走出现代性,回归学术性,呼唤民族性的回归.     

百年中国电影研究的现状与难题分析

中国电影百年史的框架基本具备,但研究个性、独立性、史料性、理论依据、方法论、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等等都不能算完备。难题主要在于阶段划分基本明晰,但细部缺乏梳理;一些阶段尚未深入,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粗浅,对历史潮流的演变与形成没有深入的探讨,跨时期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联系把握都不足:对电影产业性质历史状态研究和艺术与市场关系研究严重不足。强调今后电影史重写,必然注意艺术的创造性、产业性(商业性)和政治性之关系。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新理路

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与英国约克大学M.阿莫诺教授就如何研究中世纪英国宪政史进行了学术对话,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应当肯定斯塔布斯及其“牛津学派”的杰出学术贡献,但也须克服其“宪政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要重视依据“政治社会”这一新概念,来深化对政治群体与政治冲突的研究;“王在法下”的确是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但国王是否受到法律和议会的限制,则是由王权与王国政治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所谓的“兰加斯特宪政主义”并不存在;在这一研究领域,新历史主义、中西历史比较等新方法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季羡林和比较故事学研究——读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关于对故事体裁做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实际上由比较文学牵连出另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比较故事学。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论断是:1.认为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2.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相得益彰;3.汉译佛经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4.应将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5.应偏好"比较文学中直接影响的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