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两个版本系统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十三经注疏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工作,故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为诸本中较善之册。追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成书过程,辨述版本流变,考证阮校实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单刻本,一是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合刻本。两本相校,互有异同。现流传较广的中华书局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底本是南昌府学本,有待于参用文选楼本重加整理。     

《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及其形成原因

《华西教会新闻》是传教士在华西地区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它刊载了许多有关于中国西部的文章,构成了传教士对中国西部最直观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此刊物的研究,展现了传教士视野中的西部印象,并考察了传教士印象中所隐含的认识论问题。     

宋本《玉篇》引《说文》考

宋本《玉篇》明确标注出的引《说文》(大徐本)的内容,包括释义、析形、书证、注音、字形和重文。其引文与《说文》相应条目的不同,表现为十二个方面。修订者参考了不同于大徐本的说文本子,或者引用时改动了原文,以及宋本《玉篇》和大徐本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都可能导致这些不同。     

创新的内涵与创新的体制——围绕“创新”对清华大学院士的调查与访谈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一大课题。针对如何全面体现创新内涵、如何建立完善的创新体制、如何协调创新与体制的关系这些问题 ,作者在清华大学院士群体中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创新的体制在促进重大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改制后编辑出版的舆论导向探析

舆论引导的主体是能够产生思想、观念,制定出法律、法规、政策,并通过控制传播工具而实施对社会控制的国家,国家担负着舆论引导的责任.编辑出版媒体是一个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者,是居于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团体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中介工具,其职责在于准确、完整、快捷地传达所属集团的政策方针,并及时、客观地把社会公众意见反馈给决策者.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编辑出版媒体要引领时代风气,创造高级、先进的社会需求领域,准确、及时传播符合国家利益、代表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进舆论,这是编辑出版业永远的职责和义务.     

黄丕烈藏书题跋辑本校误举例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于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有很大价值,清潘祖荫、缪荃孙等人都曾搜集黄丕烈的藏书题跋,编纂成书。通过对部分黄氏手书题跋与诸家辑本的校勘,可发现后人在转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脱、倒、衍等问题,其中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在诸家辑本基础上对黄氏藏书题跋的重新纂集校录,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     

孟子性善论的源与流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子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孔子却未对“善”作过专门论述。老子称“上善若水”,孟子“道性善”,二人有关“善”的思想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在人人都对“善”充满美好向往的先秦时代,荀子为什么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董仲舒在审视孟苟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性三品说”能否成立？厘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答。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生存困境的两种叙写——刘恒与池莉作品比较研究

刘恒、池莉的作品虽然都以凝重写实的风格,表现了人的生存艰难和生命卑微,但他们在叙述悲剧之源、叙事美学、作品的潜性主题等方面是不一样的。较之刘恒作品,池莉作品还包涵了执着的理想,而读者评论者往往忽略池莉作品中的潜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