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价值感、心理控制源和A型人格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研究

对433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综合探讨自我价值感、心理控制源和A型人格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我价值感、心理控制源、A型人格与时间管理倾向存在显著的相关;(2)自我价值感、心理控制源和A型人格对时间管理倾向构成显著或极显著的回归效应;(3)心理控制源存在以自我价值感为中介变量的对时间管理倾向的显著的间接效应,A型人格以心理控制源和自我价值感为中介变量对时间管理倾向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     

中学优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成就动机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探讨时间管理倾向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对四川成都市两所中学的175名中学优生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中学优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对追求成功动机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避免失败动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时间监控观除外);(2)中学优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对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可能是影响学生成就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3)中学优生在时间管理倾向与成就动机上具有显著的年级差异,研究表明初二可能是培养时间管理倾向的关键时期.     

女性主义追求的最高境界--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的强调,只是在证明人的命运是后天决定而非先天注定的,这对于今天女性在社会上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艺术设计教育理念与文化产业需求意向的对接

以培养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意向以及知识结构合理的复合型人才为目的，探讨艺术设计教育理念与文化产业诉求的契合点，分析艺术设计教育理念的定位调整对文化产业市场及文化产业综合形象力的提升产生的积极作用，进而得出艺术设计教育理念与文化产业需求意向的对接，关系到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前景，并对文化产业起到推进动能和促进作用，对文化价值观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中国股票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检验和参考价格选择

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本文在线性量价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Grinblatt和Han^[1]提出的资本利得突出量来检验中国股票投资者整体上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然后,使用新提出的6个参考价格与以往对股票市场研究中主要使用的两个参考价格(股票过去260周内加权平均价和过去52周内最高价)相比较,寻找更加适合处置效应研究的参考价格;同时,在选择不同的参考价格下,进一步检验投资者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投资者整体上存在处置效应;并且在处置效应的研究中,新提出的参考价格——股票5周加权移动平均价明显优于以往学者提出的参考价格。因此,研究整个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时,使用该价格作为参考价格更加合理。     

从文化孤儿到文化全球化--少数族裔的英语文学创作联想

远离母国的文化孤儿们被称为少数族裔.他们辛勤地创作,引领着英语文学的浪潮,推动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面对日益全球化的文学和文化,中国应加强本土文化建设,强调本土视角,确立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做大国的学术,正面引导我国现代世界观的构建.     

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再思考——从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方面分析

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我国学者众说纷纭,其主要观点为效力待定说、无效说和有效说这三种。笔者认为这些学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武断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商榷。笔者通过对已有的三种主要学说进行较为详细的评析之后,认为从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方面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进行再思考,可以得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可能为无效、可撤销或有效的结论。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