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江西城镇化进程的对策研究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分析了加快江西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和江西城镇化现状,并就如何加快江西城镇化进程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农民增收途径系统分析

由于农业结构调整滞后,农业资源配置不当,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导致农民增收趋缓。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是: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小城镇建设,政府加大宏观支持力度。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FDI、城镇化与江西省物流产业发展

基于江西省1984-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EC模型,对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与物流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与江西省物流产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VEC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省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方向与长期均衡方向保持一致,城镇化则不然。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省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高,达到57%,然而,城镇化的贡献率则比较低。     

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与困境

对大遗址管理而言,我国正稳步推进的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回应这些机遇或挑战,“十一五”前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大遗址管理体制中管理架构和机构的部分突破。这些突破对大遗址保护已经或正在产生积极影响,但也面临着政策不具普适性、无法根除原管理框架痼疾等困境。促成大遗址保护需求与规划的衔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管理,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     

陕西省人口城市化Logistic模型及其应用——基于结构突变的理论分析

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准确的城市化预测是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基础。在结构突变理论的基础上,用Logistic模型对1978～2010年陕西城市化率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999年为陕西城市化率的结构突变点,说明城市化率的增长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分段以后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分别以阈值0.8和1进行分阶段构建的Logistic拟合精度明显提高,但阈值为1的精度更高,说明陕西城市化还在加速,预测表明到2030年陕西城市化率将达到70%左右。总体而言,从1984年到2030年为陕西省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住房问题、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城市化与中国社会转型

2011年底，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走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战略，相信这一战略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广州市各项事业的总指引、总目标。事实上，城市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而城市化的历史也与人类的文明历史相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历史就是城市化的历史。如果说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家，那么城市化也可看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体现。只有将城市化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下观察，才可以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有准确的把握。     

现代服务业是否有助于推动城镇化？——基于产城融合视角的PVAR模型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现象难以完全用"工业决定论"来解释,服务业在城镇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流通业和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集聚功能和就业吸纳能力,还具有较强的城市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成为城镇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首先对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建立PVAR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模型,从全国、区域及行业层面对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强度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归纳协调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以流通业、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和稳定均衡关系,能够推动城镇化发展;早期由工业化推动的城镇化水平高于流通业和旅游业,后期两者逐渐缩减与城镇化的差距,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存在区域差异;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归纳为演化趋同型和发展同步型,发展同步型组合内各系统发展水平相对一致,有助于快速提升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与长期增长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向追求中高速和质量型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解决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结构再平衡,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障,也是中国多年来致力的发展与改革目标,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经济结构再平衡有赖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周期延长,才能为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结构再平衡提供时间、空间的回旋。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契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再平衡,以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长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