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自然法思想对人权保障的价值

中外自然法思想的发展都为人权保障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主张法不仁不可以为法的改造人为法的先理后法原则;另一方面主张在人我关系领域以自存为原初目的强调人格尊严的个人本位主义。     

浅析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历程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主义思潮带有明显的国家主导特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民众中被点燃并强势兴起,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     

当代印度政坛中的雅利安人入侵理论争议初探

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知识界对印欧文化百年研究积累的影响,＂雅利安人入侵理论＂始终位居学界主流,并进入印度与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成为我们诠释印度古代历史的重要基础;时至今日,在后殖民学术批判风潮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此一理论却俨然成为具有高度政治争议性的论题。影响所及,不光是在印度国内的学界,更波及全世界的印度学研究社群。究竟对于＂雅利安人入侵理论＂的争论如何影响当代印度政治发展？此一理论为什么又能引起如此惊人的政治效应？各方对于此一理论的基本立场差异又是如何？透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希望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回答。     

论《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

<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主义的鸿篇巨制,也是关于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民族史诗,其中充满了乔伊斯关于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真知灼见.在对爱尔兰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书写中,对中国文化的书写是支离破碎的,但含义也是最深刻的.<尤利西斯>再现了小说人物在外貌、饮食、特质、宗教、语言、道德等方面对中国形象的扭曲、误解和妖魔化,表现了这种定式化思维背后不同的动机和相同的危害性.当然,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书写这种对中国的定式化印象的目的是揭露殖民主义文化和民族主义文化对他文化的"他者化"的手法、目的和危害,并展示殖民主义文化和民族主义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对普通民众所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从而达到批判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目的.     

近代外国教会在潮汕的办学活动及其影响

近代外国基督教会在潮汕广泛的办学活动是他们传教的辅助手段。其办学活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有它的启蒙作用；虽然由于这种办学活动的传教目的，使它具有了复杂的两重性，但其对潮汕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是应予肯定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Asia

The paper evaluates misconceptions of the so‐called transitologist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post‐Soviet Central Asian context. The analysis looks at only four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Kazakhstan, Kyrgyz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wo main arguments. First, contrary to the argument by some political scientists that nationalism is compatible with, and indeed is the same as, democrac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trade‐off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Second, contrary to the transitologists' assumptions that an incipient trend would enforce a regime change from communism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all post‐communist cas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indeed nationalism, not liberal democracy, that is the real successor to communism at least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indicating the pervasiveness of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deficiencies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民族主义视点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国民情绪受到了直接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有所凸现。为此,必须加强民族主义的理性管理,促进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推动民间感情的逐步好转。     

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纲领的形成——“大民族主义”之文化革命纲领

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纲领,它已经包含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民权学说和科学救亡思想,表明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