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角下古典民主产生原因探析

在西方,古典民主萌芽于古希腊,并深深影响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却未能落脚在古代中国。因为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迥异的经济活动方式与早期文化,进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     

民主政治视野下的公民知情权保障探究

民主政治的发展光靠党的良好愿望和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公民的积极政治参与。为此,我们需要努力确保公民知情权的落实。当前,我国在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建立了相关制度,颁布了部分法律法规,但仍存在诸如法阶层次不高、落实程度不够等方面的不足,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从强化行政问责制等方面入手,探索保障该权利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思想、规章、精神与党内民主--通过党章考察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民主的思想或意识；二是民主的制度或体制；三是民主的精神或生活习惯。这三个层次是一个相互促进、往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和总规矩，对党内民主进行了许多原则性、系统性的制度规定，有利地推动了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但是，有些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党内民主主体的党员还没有将党章规定的民主制度内化为党员的民主精神或生活习惯。     

自我意识的培育与民主政治的健全

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人文基础,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健全自我意识的缺乏,是阻碍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桎梏。积极的自我意识（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普遍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会推动健全人格的形成,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社会的发展。     

一切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国六十年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变迁与评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也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最高阶段的定义。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建国以前就对未来的执政之路树立了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在建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对民众自觉权力观的政治启蒙,到民主的制度化和制度的民主化进程,逐步确立并完善了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建设目标与方式,并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最终实现了政治的回归,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中等收入阶层视野中的民主与宪政

现代化的群体位序的确立和强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有利于向上流动,而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升的通道,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宪政法治理念的确立,也就是每个个体的幸福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我们渴望的宪政将有赖于公平价值的建立、对相关利益群体或者阶层的关顾和宪法制度的创新,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是法治民主的最坚定的保卫者,而宪政法治又能保卫保卫者。     

官僚主义滋生的逻辑及其治理

官僚主义在设官而治的社会中体现的是官与民的关系的不同形态。民主社会的价值设定是民为主官为仆,两者关系的颠覆就使民主社会被虚构。在当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在探寻治理官僚主义的有效性,民主的追求是其主线。社会主义反官僚主义的遗产既有理论的也有经验的,既有有效的也有无效的,但有效性也有其时代的具体的根据,方法论才是根本。从列宁与邓小平反官僚主义的比较中折射出有效性与方法之间的关系。     

"民主"所需要的"科学"--中国自由派学人科学与民主关系论述的世纪演变

早期的自由派学人往往为了自由民主的目标,将具有独立价值和独特范围的科学理性,"提升"为实现自由民主的不二法门和根本手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出现对科学与民主关系的反省,克服科学取代人文的现象.这一演变,对于思考科学精神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不无启示.     

跨越民主与集中的鸿沟

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始终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还没能完全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 ,民主与集中之间面临着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鸿沟。要实现民主与集中鸿沟新的跨越 ,必须全面领会和贯彻十六大精神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建立以民主为主导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新的体制。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arithmetic: some principles of a new policy scienc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position that sociology needs to develop an approach to research which focuses on fundamental social problems. In doing so it shares many of the intellectual values and goals of political arithmetic while seeking to move methodologically beyond it. Since such problems are complex they will require, typically, interdisciplinary input and a concomitant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raisal of theories. We are not, therefore, advocating the primacy of sociology but arguing that it has a distinctive part to play in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owever, a policy-oriented sociology has also to take up the task, so clearly defined by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arithmetic, which is to hold governments to account. Consequently a central principle of a new policy science is that it should contribute to democratic debate about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