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观照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问题相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原有的社区规划模式和方案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社区建设实际的需要.为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比较分析国内外现有先进社区的治理模式,探索创新更为适应我国当代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于“参与式教育方法”的探索

"参与式教育方法"是在"参与式方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民主的教育方法.它强调教育平等与合作,倡导师生全员参与、全程参与,主张教育者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有机结合.它具有主体性、互动性、合作性、公平性、创新性等特征.它既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又符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趋势,更符合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自我发展的需求.它是一种适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经验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     

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的现实功能、创新探索与实现路径——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南京都市圈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都市圈,如何推动行政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是都市圈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推进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对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公共事务治理、实现社会互融共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南京都市圈“浦口-和县”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案例分析,认为其在党建引领治理合作、搭建技术平台、健全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了较好的实践经验,主要是因“浦口-和县”在治理基础上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在治理需求上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在治理机制上遵循多重的运作逻辑。通过上述分析,认为应采用系统化思维方式,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及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从规划制定、队伍建设、数据治理、平台搭建、主体参与、文化认同等6个层面协同推进行政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提出应制定跨界协调规划、组建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加强数据治理、搭建治理实体机构、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增强跨域文化交流,最终实现“纵向联动无断层、横向协同无缝隙”的社会治理一体化形态。     

“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

在推动组织振兴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叙事中,中坚农民群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仍需实践验证。基于皖东南H县X镇的个案分析表明,特定乡村治理场域下的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挑大梁”的预期出现背离,而中坚农民以“搭把手”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项目建设却释放出善治效应,使其成为项目落地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在异质化特征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究竟应该“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需在政策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把工商和农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获利空间;二是优化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与吸纳,给予其决策空间;三是引导中坚农民的行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领,更多拓展至村庄公共秩序领域,从而在乡村治理中壮大其行动空间。总之,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不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方政府不必强行将其推向幕前,而更应根据治理场域和场景精准设计其嵌入方式的同时打破制度性桎梏。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IT治理：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员工参与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了让IT产生最大收益并解决IT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与IT有关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本文提出股东应重视激励员工参与IT治理。员工有参与IT治理的动力,他们就可以通过"监督"管理者和在IT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来减少IT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分析从严治党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不断完善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向纵深推进,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中以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定的决心全面加强从严治党,完整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