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

社会治理模式和行使参与权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障人民行使参与权。随着藏区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在藏区的普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要在社会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随着藏区的不断发展,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权意识大大提升,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使了参与权,这是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丹巴县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丹巴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得到丰富,也为创新藏区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激发活力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法治机制提供了运作的动力、契机、条件和资源,体现了行使参与权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效应。     

治理的新境界——和谐之治

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和谐是善治追求的目标。和谐思想指导下的和谐治道在中国形成,以和谐思想为主要内涵的和谐治道是以和谐为治理目标的新治理,将为治理理论开创新的典范,将开拓人类社会治理的新境界。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

理论界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公共管理基本等同于公共行政;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明显区别,或认为公共行政包含公共管理,或认为公共管理包含公共行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探讨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紧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会导致不同的股利政策。英美、日德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各不相同但都运转有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在完善过程中,既要抓住公司治理结构这个根本,又要兼顾股利政策,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论析——以福州市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环境整治行为。以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为样本,分析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在初步探索阶段、试点示范阶段、重点推进阶段的不同推进情况,发现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主体困境、手段困境、资金困境、技术困境,影响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构筑新时代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新模式,能够化解垃圾分类治理碎片化困境,有助于实现不同主体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各级政府需要从治理主体的责任划分、治理手段的灵活运用、治理资金的多元筹措、治理技术的协同共振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地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模式。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与消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显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数字中国发展的新蓝图,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但是,由于缺乏数字素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充分表达,老年群体面临"数字鸿沟"问题,这也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一道障碍,引起广泛关注。为此,文章从老年人数字社会排斥的理论指向和现实问题出发,在老年人现实生活经验与实践中分析社会排斥的根源,探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与未来方向。文章以65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对宁夏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四个社区的老年人居住家庭和所属社区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发现,以数字技术的变革为驱动的数字社会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重建了人们的社会联结纽带。这一点,在老年群体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数字鸿沟"限制,该群体受到了社会排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全面理解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全面数字化、数字平台化和智能化以及社会个体化的现实。剖析老年群体在结构性排斥的驱动下,经由主体建构与策略选择共同作用下"复合型排斥"的生成机制。基于此,应当从社会、社区与个体的多维融合视野出发,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完善数字社会和数字中国的体制机制建设,完善政府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激发银发活力,再造老年人的主体性来消解社会排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组织、利益与情感: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要服务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要求。从组织、利益与情感三重维度分析,发现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能有效促进乡村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以利益联结为基础,能有效促进乡村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以情感归属为纽带,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情感认同。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进一步探究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助推乡村组织振兴;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振兴;通过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助推乡村人才回流与文化振兴。     

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环境治理研究

整体政府理论倡导整体性的政府管理、横向纵向协作的管理和多方主体的协作与参与。中国环境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目标分散、机构设置不合理、跨地域的治理机构缺乏、公众参与不足、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关系有待加强以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运用整体政府理论进行解决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如加强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建设、统一目标并加大政府机构多方向的合作、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加大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加快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名家笔谈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民法典实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极为重要。专家们认为,应当以民法典为分析框架,来构建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民法典对于自媒体、电子商务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为未来环境法典的编纂和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提供了制度基础。在价值引领上,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在案件裁判和民法教学中落实诚信价值观,民法典的平等、自由原则也为商法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制度空间。在制度供给上,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新规为良好营商环境的打造提供了支撑,同时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也在实践中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进一步细化落实。     

建设智慧社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麦子店街道为代表的北京市朝阳区党政群共商共治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是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典型,通过2017年6月—2018年1月对麦子店街道N社区的4次实地调研,对该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搭建协商议事平台,打造多元主体队伍,科学选定议题,规范议事程序,构建共治机制是N社区突破传统治理模式困境,创建共商共治模式成功的关键。提出正确定位多元主体作用,树立规则意识,完善法制规约和运作机制是朝阳区共商共治实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