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探知模式的发展与证明标准的确定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在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探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各个社会在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时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判案标准。神灵裁判是古代社会人们在解决疑难案件时才采用的一种方法,并不占主流地位,占主流地位的判案方法则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循实情而断案。在事实探知模式方面,人类经历了以直觉经验为主的模糊真实到以理性经验为主的形式真实,再到规则意识较强的法律真实的发展过程。我国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疑难案件的处理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与探讨

分析了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争议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目前我国通行的几种建设工程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指出争议裁决委员会(D ispute A d jud icationBoard简称DAB)是目前解决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争议的最佳方式,提出我国建筑企业为更好地解决工程合同争议应采取的对策。     

论专利权保护与平行进口问题

平行进口是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一大热点问题。对于“权利穷竭”理论与“地域性”理论的研究取向,成为可否适用平行进口的关键之所在。由于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没有提出明确和统一的原则,因此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及利益趋向而采取不同立场。中国就平行进口问题依照TRIPS和专门的知识产权条约的相关规定,形成了自我发展的立场。我们从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专利平行进口问题的含义,重点以“权利穷竭”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两种理论依据有关专利平行进口内容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专列汉以进口权来禁止平行进口比支持平行进口更充分。     

激励与平衡机制: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建立符合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和知识产权激励理论;从专利权的特征出发,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构建具有合理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构建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可使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形成无形财富的有效创生机制,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化。     

专利法范畴视域的价值透视

我国专利法选择的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效益价值模式。效益和公平是专利法的实质内容,并以主体、客体和权利(义务)范畴为存在形式。从我国专利法的范畴领域可以看到,既凸显效益优先,又兼顾公平,展现了效益与公平的平衡。企业作为发明创造或生产经营的主体,只有把握好专利法的效益模式调整其发展战略,才能充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论并列独立权利要求的司法保护

并列独立权利要求是专利授权审查程序中适用单一性原则的产物,在内涵、作用和效果等方面与从属权利要求有明显的区别。人民法院对并列独立权利要求进行司法保护时,应当考虑被引用的在先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并根据不同技术特征对并列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或保护主题是否有实质性影响来判断其限定作用的有无。被引用权利要求中的特定技术特征体现了整个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人民法院在对并列独立权利要求进行司法保护时应当认定特定技术特征对并列独立权利要求具有限定作用。     

专利侵权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及体系完善

等同原则是判断是否存在专利侵权的一项重要准则,在社会实践中专利侵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等同侵权。等同原则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平。我国的立法中一直没有对等同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国外专利法中等同原则的适用对我国启示颇多,应借鉴、移植外国研究成果。我国等同原则适用中的判断主体、判定侵权的时间标准以及“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等是在专利侵权判定中适用等同原则应注意的重要问题。等同原则适用体系应在立法上及适用限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试论劳动争议救济中若干关系的处理

我国劳动争议救济制度由于其本身制度设计的缺陷及法律规定的不健全,给劳动争议案件的及时有效处理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带来诸多困难。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重新确立劳动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仲裁与诉讼、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损害赔偿等相互关系;明确规定劳动诉讼时效;改革裁审合一的单轨制救济模式,实行裁审分离的双轨制;赋予劳动者更多救济途径,以有效保障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论专利权与留置权之冲突

在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在含有专利权的产品上行使留置权时,当事人往往会主张留置权与留置物上存在之专利权产生权利冲突,阻碍留置权的行使.这一冲突的提出似乎使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协调机制更为复杂,文章从专利权性质及权利人商业利益的角度,利用实证的方法,对优先权与专利技术默示许可的理论进行分析与论证,否定了此种情形下专利权与留置权权利冲突之存在.     

股东知情权纠纷司法救济之探讨

新《公司法》明确了股东知情权纠纷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大了股东知情权保障,但仍存在不足。要处理好股东知情权纠纷引发诉讼的相关实务问题,就必须解决好相应的原告资格、被告资格、诉讼请求范围、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公司章程限制股东知情权内容的认定等问题,以期通过公司法的修改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股东知情权制度,使股东的知情权保护得到全面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