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反思与研究

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法工作亦起步较晚,这一方面使我国能够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关于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法,另一方面也使我国惯性地囿于现存立法经验,顺大流而行,且20世纪90年代初中美之间频繁地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有关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法不得不受此影响,最终我国选择著作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为此学术界展开了长期热烈的讨论,其焦点问题还是计算机软件的保护究竟是应当启动著作权法还是专利法。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问题展开评述。     

构建我国基因专利池的设想

专利池是专利的"强强联合",是技术垄断者的再次集中。在发达国家纷纷发展基因专利技术,并试图对我国进行技术包围之际,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思考本国基因专利池的构建。本文从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和专利制度本身出发,分析了专利池的优点和专利池的组建经验。同时对我国的基因产业实力进行合理的评估,提出了建立我国基因专利池的4种可能,论述了应该如何构建基因专利池以及基因专利池的反垄断规制。以期加速生物时代我国基因专利池的构建,并促进我国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动基因产业的发展。     

研发过程中知识产权风险的控制

企业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等,它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还不够重视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专利保护。在研发过程中的专利申请及保护不及时、不到位,导致企业从项目研发到市场占有的整个过程蒙受巨大风险。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探讨了企业研发过程中有关风险的防范措施。     

论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二元化

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立法对适格原告的要求过于严格,无法契合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特殊需求,导致此类纠纷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借鉴域外经验,结合自身国情,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至关重要。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因其利益指向的不同有着反垄断私人诉讼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分化。在起诉者利益指向分化下,二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困境和需求,由此在原告资格的确立上也应有所差异,即反垄断私人诉讼适格原告二元化。     

目录与教学、科研和科技开发

本文认为目录学不仅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 ,而且是科学研究的指南。在信息时代“目录”对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应重视和鼓励当代科学工作者学习目录学     

引入公益诉讼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生效,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问题,公约最大的贡献就是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机制,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滞后以及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尚未探索出一套有效追回流失于境外腐败犯罪资产的制度;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优越性,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充实和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分工协作：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定位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三者,而并不包括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程序中,当事人居于主导地位,代理律师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法院则对当事人取证行为予以阐明和指导,并可弥补当事人取证能力之不足。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应定位于分工与协作,其中分工是前提,协作是本质与核心。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协作具有双重内涵,其中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协作更具有实质意义。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所负协作义务的法理依据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深层依据则在于诉讼各方主体所负的＂诉讼协力义务＂。诉讼模式从＂辩论主义＂向＂协同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为各主体在证据收集领域的＂诉讼协力义务＂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关贸总协定与科研成果管理

介绍了关贸总协定及其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讨论了现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中的弊端,提出了加强管理模式的几条措施,     

中药组合物发明的创造性问题研究

针对中药组合物发明的创造性判断问题以及中药组合物发明的创造性与中药药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如果中药组合物发明是中医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有的中药处方的基础上,仅仅根据已知的中药药理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就可以得到,且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中药组合物发明不具备创造性;如果中药组合物的原料组成或者技术效果是不容易想到的,则该中药组合物发明具备创造性。在中药组合物发明的创造性与中药药理的关系问题上,具备创造性的发明必然符合中药药理,但符合中药药理的发明不一定具备创造性,而人们对中药药理的认识也是不断拓展和深化的。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主要包括:调审合一的制度设计使法官角色定位出现偏差,从而使调解容易违反当事人的意愿而丧失调解的特质;法院调解制度中的一些原则设置不尽合理;调解书这一法律文书的效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强化等。对此,可以采取如下对策予以解决: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废除调解制度中的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增加保密原则,明确合法原则的内容;以及赋予调解书应有的法律效力,使其摆脱效力的不确定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