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及模式不但决定了其历史的发展轨道还塑造着政府的管理模式,甚至决定着其国家的走向。文章界定了文化的范畴,回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指明了其内涵,并分析了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明后期社会风气与士大夫家族移风易俗——以山东青州邢玠家族为例

明万历时期,山东青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与人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崇尚奢华,违礼逾制.地方官府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采取抑制消费的移风易俗措施,倡导广崇俭约.家居的南京兵部侍郎邢玠利用宗族制度推行教化,宗族组织应运而生,担负起移风易俗的历史责任.宗族组织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成为明代历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邢玠组织宗族、教化族人以维风导俗,显示出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陶醉:作为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尼采权力意志美学研究

尼采强调身体对于生命的极端重要性,把身体作为透视万物的起点,把具有肉身性的权力意志视作生命的本质。他认为,随着权力的增长,生命力的充盈,生命体验就会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单纯到完满层层推进。"陶醉"是权力意志增长的最完满状态,是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高阶段,也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境界。"陶醉"在尼采生命艺术和生存体验共同构筑的美学体系中独具意义,文章主要探讨"陶醉"在权力意志中的本质特性,以及它作为生命忘境和身体高峰体验的特征。     

论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策略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论关联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策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理论”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康德把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自律为基点,构设了目的王国的存在,实现了人格是目的的理想;同样,罗尔斯从自由平等的个人出发,构设了原初状态,达成了共识性的正义原则。不了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很难理解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策略。文章旨在对二者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对比,其理论无论是个人提升自我品格,还是在文化多元的社会达成价值共识,都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也是有方法论意义的。     

关于命运问题的理论思考

探讨命运问题的理论发展渊源,给出一个科学的唯物的命运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重 大的实践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内地与香港区际民事司法协助探讨

本文从区际司法协助的若干基本问题出发 ,全面探讨了中国内地与香港民事司法管辖权发生的冲突 ,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笔者认为 :在坚持“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则的条件下 ,两者可以通过充分有效的协商 ,两地司法机关的司法协助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制等方法 ,减少和消除两地司法管辖权制度的冲突。     

“千面马克思”背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

随着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当前马哲研究在学术诉求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解读范式,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千面马克思”景象。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研究路径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进展,分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中介化”所导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有助于我们以有机整合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指导地位。     

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下的法律意识

通过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考察 ,讨论了传统宗法伦理及其对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 ,认为宗法政治伦理使传统政治、法律关系及其观念陷入道德化和非道德化二难境地。宗法经济伦理严重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建立 ,宗法士人伦理制约着“理性—形式化”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的形成 ,而氏族和宗庙则对法律起着抗衡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的保障并呼唤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和瓦解法律精神的因素。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