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国两制"看马克思主义的品质

江泽民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品质概括为"与时俱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伟大旗帜,实际上坚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其途径只有一条,即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它不仅是我国和平统一台湾的惟一途径,更为其他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构建理性民族主义推动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须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文章对理性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构建理性民族主义的具体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秩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与调整,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崇高目标。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它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     

明代问津书院崛起原因略析

问津书院创建于元代,在明代中后期发展为全国有影响的书院。本文从耿定向率先讲学、异方师友的加盟、萧继忠的苦心经营、地方官员的支持,以及地理位置诸方面分析其崛起的原因。     

中国的跨界民族问题与和平崛起战略

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特点,因而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战略的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奔向小康社会。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两制”能够同处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一国两制”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邓小平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为祖国统一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丘处机与全真教的初兴

丘处机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金元之际有重要影响的全真教第五任掌教,全真教在其带领下迎来了初兴。金末元初,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人民需要一种稳定人心的信仰,社会大形势给了全真教发展的契机;同时,丘处机出身平民,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丘处机在"修道"上天资高、起点低,经过磻溪、龙门的艰苦修炼,先后取得金世宗和元太祖两位君王的信任,全真教的初兴与丘处机的个人修为密不可分。     

生态问题与“审美介入”

“审美介入”在这里的再次提出，是生态现状的必然要求和解救生态灾难的必然结果。当然，“审美介入”并不是抽象的，它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决定着人不能无视自然这一对象的生命存在，人对于自然的“失度”破坏，最终掘开的将是埋藏自己的坟墓。因此，我们今天必须以一种“审美介入”的态度重新处理自然和环境发生的问题，从而真正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而要切实做到这一点．最终又要落实于对审美价值的认知性教育上。     

加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对策建议

软实力是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坚实保障。它既可以满足中国和平发展的内部需要，又有利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因此，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要增强制度创新力，加大文化吸引力与辐射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力。     

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宋美龄发挥了独特而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有力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她做到了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