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农民意愿考察与对策——以湖南农民意愿调查数据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了解民心、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农民意愿考察就是对当前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方面的农村社区民意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论我国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模式及路径

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并非专任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缺乏经常性,全国人大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建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应成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宪法监督委员会应首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等条件成熟时再将其从全国人大中独立出来设置。最后要注意处理好宪法监督委员会与执政党的关系。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     

农户信贷约束研究进展述评

近年,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户信贷约束问题受到了学界关注,但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广泛的分歧.本文从农户信贷约束的内涵、原因、影响、类别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文献,试图全面概括其研究进展,并在文末对既有的研究进行简要的评述,同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的思考

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地方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研究怎样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联系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精选议题、依法审议、督促落实三个方面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     

人大监督不力的制度原因探析

人大监督权运作正常与否被看成是衡量人大制度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现阶段,我国各级人大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监督权不到位、监督不力的现象,这极大地消解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弱化了其地位。造成这一状况的制度原因主要有：党的领导和人大权力关系未能理顺;人大代表的筛选与监控机制失灵;人大代表履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等。为此,解决人大监督不力、提高人大监督实效,要从制度建设入手,通过制度变革来形成合力,改变人大监督的政治生态环境,健全人大制度、强化人大监督,推动人大制度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在当代,选举制度是代议民主最基本的要素。在我国,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体,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在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有选举权的普遍性、选举权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或秘密投票）等原则。选民登记、选区划分、代表名额、代表候选人的提出与确定、预选、代表候选人的宣传介绍、投票选举、选举结果的确定、对代表的监督和补选等都是这些原则的展开和体现。同时,可将这些原则作为标准来观照现实的选举制度。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的发展,选举法也必须与时俱进。     

国民性、主体性、功能性的错综与纠缠——鲁迅对东亚封建宗法伦理中皇权思想的反思

在鲁迅看来,皇权思想与国民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东亚,日本的皇权思想主要造成了主体性丧失问题,中国的皇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国民性问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主体性问题。而这也使鲁迅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对皇权的批判。但他的困境在于:皇权思想不但造成国民性问题,融入国民个体的灵魂,而且其所行使的功能性也融入了整个国家和现代化运动的灵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国家的策略性:农业技术变迁中的政治因素——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案例的研究

冬小麦推广是20世纪70年代西藏现代化的主要成就,小麦从少有种植一跃成为西藏第二大作物。令人困惑的是,藏族农民最初曾强烈抵制小麦,两三年后却又成了国家政策的积极实践者。在此过程中,国家如何消解农民的抵制,怎样改造他们的观念?基于档案和口述史材料,本文认为政治运动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广泛开展的阶级斗争打击了对新技术的抵制,分化了基层社会,农民间的相互监督使"弱者的武器"成为不可能;第二,政治运动具有思想改造和情感动员功能,它将小麦塑造成解放的象征,激发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实践热情。但是,政治运动对生产也有一定负作用,冬小麦推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上了"盲信政治、无视现实"的歧途即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