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森论法的效力与实效

法的效力是法的生命之所在,也是各法学流派之间分歧的主战场。凯尔森开创的纯粹法学对于法的效力与实效的区分,秉承了其新康德主义代表的特色,延续着实证主义对于应然与实然的两分,将法的效力与实效放在不同层面来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法效力基础的追问最能体现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特征,"先天范畴"在康德哲学里体现为一系列的知性纯粹概念,这些范畴构成一个从低到高、层次井然的严密系统,即"先验逻辑"系统。凯尔森借鉴了康德哲学的这一构想,将"基础规范"引入其法效力体系。     

论基本法一般条款的功能和适用

一般条款是基本法的立法技术之一,可以分为法律原则性的一般条款和具体领域的一般条款,维护基本法的安定性和特别行政区问题的复合性是其生成的内在逻辑。一般条款具有保持基本法安定性的自在功能、接续基本法与价值的内在功能、对接基本法和政策的外在功能,但其适用应遵循特定的方式和界限,同时为确保其可预见性需要进行程序性商谈和类型化归纳。     

邪教的法律性质及其治理创新

邪教是一种古今中外皆有的特殊宗教现象,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在当前的形势下,需要从历史考察与现实讨论、学理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什么是邪教、如何认定邪教的法律性质、怎样依法治理邪教组织及其活动、在法治中国语境下如何推进反邪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问题作出解答。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在参考世界政教分离国家预防和治理邪教的制度规定与法律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反邪教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创新的五项建议。     

立法语言的时空

我国的法律采取的是时间优先原则,缺少与空间的配合,时间又没有做出梯次划分,因此很多律条自相矛盾或形同虚设,未能体现立法者的意图。在空间上采取属地为主、属人为辅的原则,造成法律无法执行和新的不公平。而通过时空平台观察,明显带有照顾行政、权力强势的倾向,有时还容易给人支持行政不作为的印象。法律应该时空配合,并做出细致的划分,方能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和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思维的承载主体与实现路径分析

法治思维的承载主体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党政干部、法律职业者和普通民众。这些主体在实现法治思维方面各自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畸形的政绩观扭曲了党政干部的法治思维,对实质法治观的盲从消解了法律职业者的法治思维,法律信任的缺失和体制外维权的盛行也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法治思维的形成,为此需要建立健全以法治评价体系为主导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以形式法治的思维主导法律职业者的法律适用行为,重建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畅通其维权渠道,以促进法治思维的真正实现。     

论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依法治国的本质内涵在其价值层面。中国近代法律中蕴涵的道德是圣贤道德，与大众道德脱节，既造成了法律的虚设，又造成了道德的虚伪。法治道德需要大众化和非圣贤化。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应以人民的道德即大众道德为基础。     

后现代方法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作为后现代思潮在学术范式、思维方法上的革命性贡献的后现代方法 ,正在或势必将对法学研究范式转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法学研究范式也应回应这样一种后现代方法论上的转向 ,确保其长久的繁荣。因此 ,必须实现法学研究的解构范式 ,后现代语言学范式以及系谱学分析的后现代转向     

企业空间增长模式分析

本文通过对企业扩张过程、规律、模式的分析 ,旨在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理论指导     

试论监督制约机制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监督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完善体制，落实法制的重要中介环节，而且是从根源上制约腐败现象的根本举措。本文从两种不同的民主制约机制的视角分析论证体制、机制、法制的内在统一性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现代日本教育法和大学教育立法的特点

现代日本教育法包括大学教育立法 ,是战后日本新兴的法域之一 ,现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立法体系 ,表现出一些突出特点 ,在促进日本教育改革、贯彻教育方针上 ,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