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创建人民军队的杰出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开篇。在这个伟大开篇中,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与旧军队为主体的部队,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他从缔造军魂、确立军旨、规范军纪、凝练军略四大方面为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成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     

新时期文学批评主体的重新定位

伴随时代的发展,文学批评家的角色由权力意志"代言者"的角色向"阐释者"的角色转换;而批评主体的批评态度则由被动的接受向主动追求语言新奇的方向转变;批评视角则由原来单一的"政治批评"视角向"多元化"的文化批评视角转换。在此基础之上,批评家不得不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以期跟上变化了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实践,促进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抗战时期的湖南募捐

抗战时期,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慷慨解囊。募捐的主要形式有献机运动、征募寒衣、义卖、献金、出钱劳军等,并表现出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组织有方、数额巨大等特点。湖南的募捐,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民国时期蝗灾初探

蝗灾是民国时期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具有高度的续发性、继起性,明显的季节性、地域性,以及时间长、分布广的特点。自然原因与政治的腐败、战乱的频繁、经济的衰败、文化的落后等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使民国时期蝗灾肆虐。蝗灾对当时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民国时期小学布局研究及启示

民国时期的小学地域布局表现出分布较为全面但分布不均衡的特征;校别布局上表现出主要分布在公立小学,私立小学也占一定比例;时间分布上呈现出抗战后公立小学数量依然增加,私立小学数量减少。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缘于政府政策、经费支撑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当前学校布局调整要合理继承和创新,重视政府的整体调控,布局及调整中要以学生为本位,制定好合理的标准并做好合理评估。     

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     

论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产生的社会环境

浮夸风是大跃进时期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共产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跃进前夕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因素,酝酿了浮夸风出现的可能性。     

近代证券市场与西部发展的关联：以重庆为例

近代重庆证券交易所是西部唯一的证券市场,它的建立既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反映,更是西部经济开发的重要体现。在抗战之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而战时对于重庆证券市场的恢复与建立的种种论争,则是大后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西部开发的真实写照。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昭示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