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昼《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明代学者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评点的《水浒传》，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李卓吾评本，目前对叶昼的《水浒传》批评思想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就叶昼对《水浒传》的创作思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人物形象及其个性的分析，进行深入而客观的阐释，从批评理论上肯定叶昼对《水浒传》研究的巨大贡献。     

清:中古文化与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本文结合汉晋之际社会历史运动的背景,从士林风气由清议向清谈的转移、士人人格由清正向清通的转型、审美理想由清峻向清虚的转关三个方面探讨"清"这一文化与诗学概念的内涵、生成及演变。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在个案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 ,尤其是从事个案社会工作的工作者 ,他所服务的对象是形形色色具有各种性格、不同特征的个人。因此 ,了解特定案主的特殊性格、行为偏好、思维方式等以区别与其他个体的特征 ,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特征就是所谓人格。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个案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是个案社会工作的指导方法。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努力构建和谐校园

本文强调应注重大学生健康人格素质的塑造,努力建设和谐校园。     

价值观与行为:大学生网络人格异化问题与对策探究

网络人格异化是当前大学生群体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自我认知迷失、道德判断弱化和社会交往封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有效解决该问题,要充分发挥价值观对人的实践行为的反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完善网络人格,帮助大学生筑牢理想信念,正确认识自我,倡导理性思考,学会明辨是非,投身社会实践,笃实做人干事。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概念正名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公司法>修改的立法背景下,通过考察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和特征,解析传统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概念表述上的困境,提出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质含义的科学表述"无视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或者"股东有限责任否认制度",并提出在我国设置公司法人否认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

朱德发从人类视野探讨了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精神意识深层开掘了集体英雄和个体英雄的灵魂构成,认为英雄既有个性主义意识又有集体主义思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张伟忠通过对《人间正道》和《抉择》中的改革英雄形象的艺术分析,认为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君子型英雄人格优秀品质的继承,也有对当代改革英雄品质的发扬光大。改革英雄的人格结构并不全是现代性的,其中还有权威人格和长官意志等传统人格负面因素的残留。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个人数据损害的类型及其确定

依告知同意原则构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面临着过度收集、擅自披露与滥用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公权保护路径存在监管力度、范围及效力的局限性,而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观念架空了数据主体的私法救济权利。因此,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扩张侵权法上损害的含义。法律上可予赔偿的个人数据损害应延及两类新型损害：数据主体遭受次生损害的风险,以及社会分选歧视、数据监控、自动化决策等造成的人格利益减损。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为解决风险与人格利益减损所产生的经济量化与举证责任之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采用知识产权法中广泛适用的法定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