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人类学视野--论旅游的本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以人类学的认知框架为基础,提出了旅游的仪式本质,并对其表达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从文化变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角色再造和城市化发展等方面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中国梦科学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其基本内涵,将国家、民族、个人相结合,赋予不同层次的内涵和追求,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第二层次表现在逻辑结构上: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现在、未来的时空坐标中,从历史长河探寻发展的规律,从世界层面来看追求的是和谐、和平、合作、共赢,从国家层面要求处理好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个人层面强调个体的责任担当。中国梦第三层次体现的是其精神实质,即将中国、世界、人类发展相结合,阐释了中国、世界和人类的关系,将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相结合,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梦的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密切联系群众”的本质与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看

密切联系群众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善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是我们深入研究和实践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重要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党的政策与群众需求相一致、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相协调、党的理论引导与群众的自觉意识相和谐、党的实践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而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具有重要启示。     

"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信心与反省"的讨论及其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的种种世界主义的主张形成一种紧张的对峙.《独立评论》围绕"如何树立民族信心"的讨论,正是这一"紧张对峙"的反映.通过对这一讨论的内容、背景及其与"本位文化"论战的关联等多方面的梳理,试图展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学人在国难日渐深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昂的现实面前的坚持、妥协和困窘,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既对立又相通的生动复杂的面相.     

时代新发展需要新的哲学认识路线

当今时代出现的迅速而剧烈的新发展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世界的方式,探索如何实现对事物的预见性认识。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除了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事物自身还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间部联系。间部联系的提出,能够让我们 从可持续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事物,洞察事物的导源与归宿,用“认识链”应对“问题串”和“矛盾群”。     

人民性: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真谛

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凝炼和集中体现,也是习近平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的真谛。从主体维度看,人民是习近平倡导的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创新者。从目标维度看,加强新时代家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分别是: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人民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提升人们的清净感、信任感、亲情感。从价值维角度看,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和社会和谐的价值标准,可以实现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中国行业协会法的价值目标

制定行业协会专门法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但关于行业协会法的价值目标问题,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行业协会法的公平价值目标,彰显了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行业协会法的效益(率)价值目标,是促进公平目标的前提和基础。行业协会法的价值目标是公平价值目标与效(益)率价值目标的统一。     

论福克纳小说《熊》的生态伦理观念

《去吧,摩西》中的短篇小说《熊》在看似简单明晰的文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尤其是带有强烈议论性质的第四部分,其叙事不仅暗示了小说审美风格的转变,而且体现了福克纳小说人学救赎观念与生态伦理思想的交汇融合。强调自然生态环境是人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对自然生态环境宗教般虔诚的敬畏情怀构成了小说《熊》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第一层内涵。强烈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对荒野和自然的破坏,深化宗教人学意义上的罪恶与救赎的观念构成了《熊》生态伦理观念的第二层内涵。此外,《熊》还传达出了福克纳强烈的拯救与重建人的本质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