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广告图像的文化分析

在上海的图像世界中,有一类发放渠道独特、形式内容新颖的免费广告册往往不为人所注意,由于它的审美旨趣与“广告一族”的精神状态两相契合的原因,使得它同时具备着反映(“镜子”)和导向(“罗盘”)的双重功能。我们可从这些广告图像(尤其是“派对”图像)中看到“广告一族”的生命个体所呈现的一种“High”态和且拿美女来“养眼”的颓废心理,这其实是个体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重压之下的无奈和必然之举。另外,这些“广告一族”所呈现的那种“不便宜,但谁也不会说贵”式的生活理想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脆弱,以至于不吝用财富来筑构一个虚假的高贵身份来自我陶醉,并赢得一个心理的暂时慰安。     

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谈学生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对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尤其是新生入学和毕业生离校两个重要环节的档案管理作了阐述,并就如何充分利用学生档案信息资源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提出了建议。     

浅议高校实物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文章通过对高校实物档案与其他档案特性的分析比较,初步论述了根据高校实物档案特殊性制定合理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利用效率,实现管理与利用双赢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高等学校教学档案信息化管理

在分析高等学校教学档案特点的基础上,论述教学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从档案信息数字化建设、信息管理标准化、信息传输网络化三方面说明如何实现教学档案信息化管理,如何确保档案信息化传输的安全问题,提出一些必要的保密和安全防范措施。     

浅谈高校档案编辑与研究

本文论述了高校档案编辑研究工作的意义、档案管理对高校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搞好档案编辑与研究工作的有效措施。     

《我的人生笔记》：三位女作家同题“类自传”的叙事

当代“类自传”作品迥异于传统的自传，不仅有作家自己成长、发展经历的自述，而且间有议论和想象的成分，文体显得更加自由，兼有小说、随笔和杂文的特色。当代三位女作家虹影、毕淑敏和徐坤于2006年推出的《我的人生笔记》三部同题作品，具有典型的“类自传”特征，在叙事上共同呈现出零散叙事、情绪化叙述、图文结合结构等特点。     

凤翔木板年画与西府秦腔视觉图像的共生性研究

在中华民族灿烂绚丽的文化艺术中,各种艺术总是相互交织联系与影响着,它们从未单独孤立的存在过,戏曲与年画艺术更是如此。[1]本文以凤翔木版年画与西府秦腔为背景,运用历史文献学、比较分析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对两者深入研究,两者在地域文化背景、创作题材、视觉图像三方面体现出共生性特点,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共生发展。从而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贡献绵薄之力,更好地促进我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传承创新。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数字技术在中国传统连环画中的应用

随着数字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电视、互联网、各种多媒体影像的普及,使中国传统的手绘连环画受到了巨大冲击。在保留传统连环画本身的绘画方式的前提下,利用相关的数字技术,使连环画由传统的静帧画,提升到动画画面。以数字设备为平台运行,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将数字技术有效运用到传统连环画中,改变连环画的某些局限性,增强其趣味性、交互性、娱乐性的综合性娱乐价值,使连环画能重新被大众接受、喜爱。特别是希望能通过改编一些经典的连环画,使这些经典不被人们所忘记,进而推动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