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生产领域中的能源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主要能耗地区,提高长三角地区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了长三角内部三省市14年的面板数据,利用能源强度评价长三角地区能源利用现状,通过实证分析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程度对能源效率具有正面影响,外向化程度对能源结构具有负面影响。     

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在东北亚地区东北亚能源需求急剧增加、东北亚地区能源进口依存度高和能源引起的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条件下,东北亚地区必须通过区域范围的能源合作来保障能源安全。东北亚区域必须依靠地缘优势和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通过协商和协议进行能源合作,以保障各国的能源安全和共同利益。虽然目前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进展较为缓慢,但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可以在许多重点领域展开。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盐化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机制研究——以自贡市为例

盐化产业作为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行业,面临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盐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对低碳发展的机制进行评述,分析自贡市盐化产业碳排放的现状,提出政府需要构建发展低碳经济的引导机制、驱动机制、规制机制和补偿机制,分析碳交易市场构建需要建立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和产权机制,阐述行业部门可以构建的锦标机制、集群机制、认证机制和协调机制,而企业则必须完善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和协作机制;并就自贡市盐化产业在政府、市场、行业和企业四个维度下发展低碳经济的十四种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整体推进,构筑规划、建设、管理、技术、产业、社会和合作协同发展的综合体系。未来上海应以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为核心,以法律机制为前提,以政府监管机制为保障,以能力建设机制为基础,以社会参与机制为监督,按照"引逼结合、多方合力、突出重点、先行先试"的原则,加快上海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创新。主要途径有:完善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长效市场机制;推进分布式能源应用,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优化交通能源结构;培育发展再制造产业,推广先进制造理念。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后金融危机时代印度能源外交战略及启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印度在国际能源秩序变化、气候问题和新能源挑战、能源需求全面紧张、能源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制定了新的能源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促进能源进口与合作多元化、推动能源外交机制化、探索能源外交新模式、推进新能源开发合作。印度的能源外交战略启示我们要加强后金融危机时代能源外交战略的规划、建立健全能源外交协调机制、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深化新能源外交。     

低碳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激励机制与模式选择

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减排和能源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缺乏对可再生能源外部性的合理评估,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效的激励政策是,通过价格、补贴和强制消费等手段刺激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促进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模式在控制成本、创造需求、降低风险及稳定性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而政策的激励效果是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根据现实的能源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政策模式选择。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利用增速快,但也存在着整体利用率低、地域和技术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应以固定上网电价制模式为主,将可再生能源利用数量作为基本目标,促进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这对中国建设低碳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关键性作用。     

低碳背景下的中国能源战略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增长难以避免。开源与节流是我国重大的能源方针政策,节流解决不了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把我国能源供应的增量放在进口上也有很大的风险。我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猛、潜力大,由于源头无法控制,难以担当能源供应的重任,节约优先、发展替代能源不足以支撑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