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在平等中对话 在对话中共享——王尚文语文教学师生关系论解读

在王尚文的语文教育论著中,包含着大量关于语文教学的师生关系的论述.他运用语文教育教学的新理念,提出要建立一种切合语文学科特性且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这首先要求从根本上清除教师头脑中残存的传统教育观念中一些消极的意识,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平等,然后以此为前提,在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对话.而这样的对话,则会形成一种使师生双方均能获益的教师"让学"学生"让教"的和谐的关系.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手机祝福短信与现代人的节日生存状态

本文分析了手机节日祝福短信的娱乐性、“耍贫嘴”现象和机械复制性等文化特征,认为手机节日祝福短信在快速便捷地传递祝福信息的同时,也以虚幻的电子传媒空间代替了情感的直接沟通,以娱乐和搞笑代替了真诚的祝福。手机短信解构了节日的神圣性,对传统的节日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使传媒时代的人们变得浮躁和空虚。     

税收筹划税法规制的适度性

税收筹划中各方主体复杂利益的并存、冲突和变易,集中体现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对立和协调,并往往导致税收筹划税法规制中的法律"失度,"进而激发税法制度及其运行由"失度"走向"适度"的变革需求。从总体上看,税法对税收筹划的规制呈现"失度-适度"的二元化状态;从税法理论上分析,这一规制状态根源于"个人营利性"与"社会公共性"的基本矛盾。国家追求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就是要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尽量缓解和消除这一基本矛盾,以期实现税法对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的均衡保护。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新的税收筹划规制分析模式,方才推动中国税收筹划规制制度不断创新。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