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性格研究

此篇论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并借助现代心理学的一些理论 ,来研究隋文帝杨坚的性格 ,通过对隋文帝日常言行的分析 ,以其性格的矛盾性为基础 ,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剖析了他的性格特征。从性格类型来看 ,隋文帝既有内向型又有外向型的倾向 ,而以内向型性格类型占优势 ;从政治、宗教感情来看 ,他的宗教人格与政治人格矛盾地并存于一身 ,宗教人格并不妨碍政治人格的实现 ;从个人感情世界来看 ,他既有冷酷绝情的一面 ,又有对父母的挚爱和对其妻温情的一面 ;从经济角度看 ,节俭与贪吝的性格并存 ;从用人为政方面看 ,统治前期知人善任 ,后期多疑善猜 ,终受蒙蔽 ;从统治手段来看 ,血腥残忍的性格表现得尤为充分 ,但也偶发仁恻之心。隋文帝的矛盾性格使他在治国施政中表现出独特的风格 ,他的性格特征渗透到他的政治活动中 ,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影响。     

宜春话的将来时态助词"格"及其来源

宜春话有一个将来时态助词“格”。它可以放在动词、形容词、少数名词、数量词之后,表示事件即将发生。“格”具有离散功能,可看做离散标志。“格”字句常表意愿、推测、提醒、警告。“格”的本字是“去”。     

“蚤”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吗

传统的观点认为,“蚤”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它的本字“早”产生于“蚤”之前。近十几年提出的观点认为,“早”产生于“蚤”之后,“蚤”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作者经过研究认为,“蚤”仅仅是个有本字的假借字,至于它的本字产生先后并不能确切地断定。     

试析中国诗性智慧语境下的《镜花缘》

在理性的语境下解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镜化缘>,一方面扭曲了固有的鲜活灵动的审美旨趣,另一方面遮蔽了艺术思维与人类思维的血脉渊源.因此,只有把<镜化缘>放到中国诗性智慧的独特语境下,才能使文本凸显中国诗性文化特有的生命一体化的哲学维度以及女性崇拜的原形题旨.     

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再谈四川盆地小麦品种产量性状的育种目标

用近10年的小麦区试资料,从粒重的角度将四川麦区小麦品种分为“大粒型”（千粒重50g左右）、“中间型”（千粒重45g左右,穗粒数40粒左右）和“粒数型”（千粒重40g左右,稳粒数50粒以上）三类,通过相关及因子分析表明：我省推广小麦品种大多属“中间型”,该类品种丰产性、稳产性及商品性都较优良;“粒数型”品种的丰产性和稳产性在三类品种中最好但粒重较小,商品性欠佳;而“大粒型”品种对环境适应性较差,不利高产稳产。四川小麦育种宜采用“中间型”或“粒数型”路线,特别是产量水平要有所突破,更须走“粒数型”的路子。     

文学语篇翻译中有标记主位的诗学价值再现

文学翻译的追求是思想信息和诗学价值兼得。有标记性主位的运用是文学作品诗学价值的重要表现手法。有标记主位的信息突出功能、信息对比功能、句法信息功能和文体信息功能在翻译中的再现是文学作品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立法语言的语体(下)

立法语言是准确表达立法意图、立法目的和体现立法政策的一种专门载体,比一般的语言文字严谨、规范、简洁、通俗、明确。法律文本大到行文成篇,小至遣词用字,都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要求既符合作为法律行业特殊语体的习惯和规则,也要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的语法、语义要求。根据我国立法文本的用字和用词、立法语言的口语以及立法语言的外来词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立法语言具有通用语言文字和特殊行业语言的双重特点,自然也要接受、符合通用语言文字和法律行业语言的双重规范。     

论丸山真男的理论困境及其日本主义

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运用西方理论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史,引发了其理论上的两难困境。他将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成书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动机上,即为了反对＂二战＂期间狂热的日本主义＂超越近代论＂,对抗法西斯主义。而韩东育的研究表明,丸山真男并未真正摆脱日本主义的束缚,在其思想中潜伏着另一种学理上的日本主义。然而,无论是法西斯分子的日本主义,还是丸山真男的日本主义,都根植于日本的周边文明性格。     

穆旦与奥登：历史追问与现实反思——兼与江弱水先生商榷

江弱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指出穆旦诗歌是对奥登诗歌的移译，而非中国性这一特征造成了穆旦诗歌的失败。而文本从选择奥登的原因、伪奥登风的消解、穆旦诗歌中的“非中国性”追问、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四个方面探讨和重新考察穆旦诗歌与奥登的关联，进而认为穆旦诗歌的特质与奥登并非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