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诗意地栖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的《雪花秘扇》

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进行分析与解读。首先对《雪花秘扇》和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从女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迫害、女性与自然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和邝丽莎和谐生态观与诗意地栖居等四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作者关于实现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诗意地栖居”的美好境界。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现实与浪漫之间的诗性精神——耿翔诗歌创作简析

耿翔诗歌创作中,坚守现实主义并延伸着社会视线,激扬浪漫主义的个人情愫和艺术视野,可以说是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融之中探索诗性精神.试图通过对耿翔诗歌纵横考量进行解析,并最终认为,在陕西当代文学之中,耿翔以故乡马坊为主题的诗歌散文的双文本创作构成了陕西文学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超越新教伦理的艺术真实——兼述《红字》的宗教救赎观

霍桑对普遍的原罪与救赎的独到诠释是源于超越新教伦理的泛基督精神。因而以污点主人公、写情、社会救赎为特点的《红字》所表现的艺术真实具有轰动效应,是推动新教自身改革及美国文艺复兴的重要武器。     

论明清小说评点中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圆融统一

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既相互区别,又互相重合。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评点小说的过程中,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消己胸中之块垒,体现出强烈的诗性精神。但同时,他们又自觉地从小说创作规律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层面上揭示出小说的本质特征,体现出积极的文学精神,并且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圆融统一。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悲剧性意蕴

由于社会、身世、性格、气质等原因,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性意蕴。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悲剧性意蕴突出体现为具有多种形式的悲剧,充满诗性的审美色彩。悲剧形式主要有四种:无知的悲剧;好梦难圆的悲剧;社会黑暗的悲剧;死亡的悲剧。而诗性则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和淡远的审美情趣。     

概念转换法指导诗性隐喻的翻译

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词语带给读者的联想意义有差别的问题,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用概念转换法来解决诗性隐喻的翻译。将原语中本体和喻体的联想意义用译语文字来表述,保证联想意义在译语中等值的语境效果。以期说明功能翻译理论指导诗性隐喻的翻译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