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审美特征论”批评

本文认为以"文学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为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应景性的主张,既与事实无关也经不起理性和逻辑的推敲。这些主张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中权威性的观点,对于执教者和学生已经制造和正在制造着无穷无尽的困惑和苦恼,批评它、否弃它,是文艺理论领域内的当务之急。     

诗·言·思——试论中国古代哲学言语与思维的诗化

中国古代哲人虽然认为语言有很大局限性,却非常重视意象化的言语方式.他们以比喻、对反、反复为主要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规定性,把语言的混整性、不确定性都突现出来,使得在古代早期哲学著作中,诗、语言与思,哲学、文学与审美之间的界限消解了.而语言的诗化,不仅在于语言学上的修辞方式,而且根植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对反、循环往复的共时态思维和空间化的“诗性时间”之中.空间化时间具有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同时性结构,蕴含着一种诗性本源.     

韵律:语言属性、诗性还是音乐性

节奏、韵、平仄等韵律要素构成的诗学效果,中西文艺理论通常称为"音乐性".但细考发现,节奏是一种早于音乐、诗歌的自然或生命属性,音乐进一步改造成更鲜明、精确的"音乐节奏";语言则通过语音组合构成不完全"等时"的"语言节奏"或诗歌节奏,它与"音乐节奏"并不等同.韵、平仄则原本就是语言的属性,也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特性:不同国家诗韵的差异只与该国语言有关,而与该国音乐的差异无关.这一性质认定意味着,"废韵律"失去的不是"音乐性",而是"诗性".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他结束十年京官,出京创办湘军为界,前期仕途平步青云,言大志抒豪情;后期饱经沧桑,诗风趋向“冲淡之味”。他灵活化用古诗,加以改造为己有。曾诗有三种类型：“言志”诗高尚雅正,表现治国平天下的博大情怀;“怨愤”诗揭露社会黑暗,张扬着批判锋芒;“缘情”诗寄赠送别,感怀述事,抒发政治文人真挚的情感。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诗性批评”:文学研究的传统与发展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对于文学的任何一种发现与追问,都必须回到文学的诗性本质上来,并真正"为了文学的目的"来面对文学.因此,在文学疆界不断扩大的今天,中国文学的"诗性批评"传统,对打破唯科学主义思维,真正回归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有着充分的可借鉴、发展的意义.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     

论明清小说评点中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圆融统一

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既相互区别,又互相重合。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评点小说的过程中,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消己胸中之块垒,体现出强烈的诗性精神。但同时,他们又自觉地从小说创作规律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层面上揭示出小说的本质特征,体现出积极的文学精神,并且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圆融统一。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江淹游览诗论析

江淹在泰始年间作有多首游览诗。这些游览诗流丽中带有峭拔之气,语言简约清新而带有复古之气,景物描写融壮美与优美于一体。与鲍照、谢朓二人的游览诗相比,江淹游览诗在总体风格、语言艺术、景物描写等方面兼具二人的特点,体现了他在从元嘉诗歌发展到永明诗歌的诗风转化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