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台湾诗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台湾诗歌在 80年代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这使得台湾诗歌典范发生了三种变动 ,即 :反纯粹性的本文混杂 ;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 ;反确定性的语符游戏。由于受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台湾诗歌理论与创作又呈现了在特殊接受语境中发生的变异 ,即 :台湾诗人对“本体”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 ;他们将语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归结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格律诗译文风格当代读者趋向调查分析

本文就不同的译文风格在不同层次的当代读者群中的走势进行了调查、分析与总结。结果发现如果读者是普通大众,他们偏向于宽式风格译文;如果读者是文化层次较高者,特别是有一定诗歌常识的读者,他们就会偏向于严式风格的译文。     

"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

"梦"与"花",分别是顾城和海子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意象.在"梦"的世界里,在"花"的掩映中,深藏着诗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渴望.顾城在他的 "梦境"中表达了对"未来"和"远方"的追寻,而海子诗歌的"花朵"开放在"返乡"的路途,"回望"和"留守"是他的精神姿态.顾城用"梦"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海子则用"花"营造了一个"神性世界",他们诗歌的书写方式就是他们生命的书写方式."梦"与"花",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分别构成一种"对抗"和"超越"关系.     

中西咏秋诗与思维方式比较研究

中西咏秋诗歌有不同的特征:中诗以形象的语言再现客观景物和诗人真情,西诗用抽象的语言和象征的手法表现主观心灵;中诗是悲情的抒发,而西诗是理性的思考和向往;中诗重情,西诗重理。形成这些不同特征的原因,主要是中西文化传统、诗人思维方式、人格特质等的相异。     

唐代女诗人李冶身世及作品考论

李冶被称为“女中诗豪”,其诗也堪称“大历正音”,然其身为女冠,却风情宕逸,与刘长卿、皎然、陆羽、朱放、阎士和等人更是情逾常礼,故历来论者多以“荡”字责之。这位看似放纵自由的女诗人,内心却深感寂寞,她那些深情婉转之作,断肠相思之声,字字都向世人昭示着她对友情的渴望、对爱情的执著。情重则“荡”,“荡”犹不能遣怨,则只有走向世俗抗争之路,其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试论毛泽东诗词含蓄的三种方法

含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艺术反映,充分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作者通过句式跳跃和对比烘托以达到含蓄,通过侧面暗示以达到含蓄,通过结句以达到含蓄,让作品的言内之意引申发挥,扩展深化,铸造一个具有"言外之意"的话语空间。     

朦胧诗的接受限度与先锋的宿命——以舒婷为中心的考察

1980年代主流文学史在接受并经典化舒婷诗歌的同时,夸大的是与时代和主流达成的某种妥协,而忽略和压低了其内蕴的反叛性,这造成了对舒婷诗歌的某种误读。由此,舒婷成为"没有先锋性的先锋诗人"。这一结果是1980年代先锋艺术由边缘进入主流话语言说场域的宿命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