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军事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时期，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关系。1991年帝力事件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国会的压力下中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1999年8月东帝汶公投独立后，印度尼西亚军方及其支持的民兵对东帝汶进行了攻击，美国国会对两国军事关系进一步作出限制，两国军事关系跌入低谷。“9·11”事件后，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力量平衡的微妙变化，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积极推动恢复两国的军事关系，在印度尼西亚有巨大利益的美国大公司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都积极游说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这些因素促使两国军事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国全面恢复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     

北宋定州军事特质农业发展管窥

定州在宋代政治军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军事的作用对定州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使之具有很深的军事特质.无论在土地的使用,还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以及农作物种植方面都具有军事色彩.通过对定州这一时期军事农业的研究成因,并对此时定州农业的相关问题进行历史的考量和思索.     

略论唐代公主的政治婚姻

从唐代公主择婿的特点，以及其随当时形势的变化规律中可以看出，政治是唐代公主婚姻的指挥棒，其唯一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强化皇权，是否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     

我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发展政治学诠释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战略是由邓小平理论设定的 ,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看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一个指导中国从落后的政治系统走向发达的政治系统、由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前进上升的运动过程的科学体系 ,它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走向和目标、内容和动力、条件和路径、以及政治发展的标尺等基本内容。邓小平政治理论就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政治学 ,就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宏伟蓝图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内容评述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以及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内容 ,则是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化 ,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在各个具体领域的表现及其本质规律的揭示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维纳归因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归因理论作为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文章概述了维纳归因理论，分析其优点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正确运用维纳的归因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从"三年之丧"起源问题谈起

传统史学无法割舍的"政治情结",过度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一些史学家们,尤其是在早期,由于具体国情的复杂性,众学者在研究中胸存先入之见,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给史学的研究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三年之丧"起源问题的讨论便属明显一例.因此,对20世纪史学研究进行必要的反思,将有利于本学科的规范,加强学科自身的建设.     

"马加爵案件"带来的高校德育教育的反思

从马加爵案件给高校德育工作的反思,在于丰富内容更新德育观念,切合社会现象,加强针对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消除学生"心理危机";改革德育工作模式,转换思想教育思路;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增加学生法制观念.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arithmetic: some principles of a new policy scienc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position that sociology needs to develop an approach to research which focuses on fundamental social problems. In doing so it shares many of the intellectual values and goals of political arithmetic while seeking to move methodologically beyond it. Since such problems are complex they will require, typically, interdisciplinary input and a concomitant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raisal of theories. We are not, therefore, advocating the primacy of sociology but arguing that it has a distinctive part to play in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owever, a policy-oriented sociology has also to take up the task, so clearly defined by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arithmetic, which is to hold governments to account. Consequently a central principle of a new policy science is that it should contribute to democratic debate about policy.